《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 走出韶山
1893～1911年 1～17岁
毛泽东，这个主宰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命运数十年，导致至少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的统治者，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那是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的祖先已在这丘陵山冲居住了五百年。
山冲有五公里长、三公里半宽，聚居着六百多户人家。他们种茶、竹、水稻，年复一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里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通航的河流，与外界少通消息，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初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在一九○八年驾崩这样的大事，也没能传到村里，毛泽东是在事过两年离开韶山后才听说的。
毛的父亲毛贻昌生于一八七○年，十岁时跟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订婚。女家隔着一座叫虎歇坪的山坳，来去只有十公里，这样短的距离，两村人却语言各异。毛的母亲由于是女人，没有自己的名，在文氏家族姐妹中排行第七，就叫作“七妹”。定亲多半出于现实的考虑，七妹的祖父葬在韶山，每年要扫墓，文家希望当地有门亲戚做歇脚之地。订婚后，七妹搬进了毛家；一八八五年，贻昌十五岁时他们圆房。
婚后不久，贻昌出去当兵挣钱以偿还祖上留下的债务，几年后他攒足钱还清了债，回家做起了贩运白米和生猪的营生。他能写会算，又有生意头脑，不仅逐渐赎回了祖上典出的田产，而且买了更多的地，成为村里最富的人之一。
贻昌人很勤俭，他家老屋是茅草顶，有了钱多年后，他才下决心把草顶换成瓦顶，但仍留下了泥墙泥地。玻璃在当时是稀罕的东西，所以窗户只是些木框口子，晚上用木板遮起来。家具不过是木床、木桌、木板凳。就是在这样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在罩着蓝色土布蚊帐的床上，毛泽东出世。
毛是第三个儿子，但却是第一个活下来的。为了求菩萨保佑他不再夭折，毛的母亲到处烧香拜佛，还吃上了观音斋。毛取名泽东。“泽”在十八世纪毛氏族谱初修时，就定为他这一辈的辈名。泽东：施光泽于东方。当他的两个弟弟在一八九六年跟一九○五年出生时，他们分别取名泽民、泽覃。
毛爱他的母亲，对她保留了一种从未给与过他人的深情。母亲温和宽容，从不训斥毛。从她那里毛继承了圆圆的脸庞、传情的嘴唇和沉静自持的眼神。毛一生常谈起她，谈时还十分动容，说小时候母亲到哪里他都跟着，赶庙会，烧香纸，拜菩萨，母亲信佛，他也信佛，直到十几岁时才与佛绝缘。
毛的幼年无忧无虑。他在母亲娘家住到八岁，外婆将他视为心头肉，两个舅舅舅母拿他当自己儿子看待，一个舅舅作了他的“干爹”。在文家，毛做些轻松的农活，有时在芭蕉塘边的油茶林里割草放牛。他也开始识字，晚间，舅妈在油灯下纺线，毛坐在她身旁看书。毛后来说他十分眷念那些日子。
一九○二年，毛回韶山上学。上学就是进私塾，儒家经典是主要课程。深奥的古书不是孩子懂得了的，只能生吞活剥地背下来。毛具有超人的记忆力，当年的同学记得他学习很用功，艰深的书本不仅能背诵，还能默写。就是在这时，毛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使他后来能写一手好文章、好诗词、好书法。读书成了最大的嗜好，一盏油灯放在蚊帐外的板凳上，一读就到深夜。许多年后，做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偌大无比的床有一半用来堆书，他的谈话和写作旁征博引，散落着各种历史典故。只是他的诗词在当权后大半丧失了诗意。
毛跟老师的关系不怎么好。十岁时他从学校逃走，说老师要求苛刻，粗暴严厉。至少有三间私塾因他的倔强不服管教而委婉地请他父亲“另找高明”。母亲对他是听之任之，但父亲不能忍受。父子俩常发生冲突。贻昌付学费让儿子上学，希望儿子起码能给家里记账，而这正是毛所讨厌的。终生他对数字都不甚了了，对经济学更是一塌糊涂。
体力劳动对毛也不具吸引力，一旦脱离了农民生活，他就再也不做了。贻昌见不得儿子闲着不干活，自己辛勤劳作，要求儿子也要照办。毛不听话，他忍不住就打毛，毛于是恨父亲。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八年，当毛向政敌展开全面报复时，有一种通行的折磨方式叫做“喷气式”：受害者面对气势汹汹的人群，双臂被狠狠地拧在身后，左右两人一手拧臂，一手重重地按头。毛对红卫兵领袖说：他父亲“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其实少年的毛并没有受父亲虐待，也绝不是弱者。父亲责备他懒惰，他就顶嘴说父亲年长，应该多干。一天，父子俩当着许多客人的面吵了起来，毛后来说：“父亲当众駡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我父亲就软了下来。”一次，毛讲完这个故事，笑着说出他的结论：“他们都怕失去儿子，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攻其弱点，就能取得胜利！”
无可奈何的父亲对毛只有一项武器：钱。一九○七年，毛离开第四个私塾后，贻昌拒绝再为他付学费，十三岁的毛只得成为全日制农民。但毛很快找到办法逃离农活，重新回到书的世界，这就是接受父亲的安排结婚。贻昌想要毛安顿下来，做个负责任的一家之长。他给毛找了个媳妇，是自己的侄女，年纪大毛四岁。结婚后毛复了学。
结婚那年毛十四岁。新娘姓罗，人称罗氏。毛对她没有丝毫感情，只有一次提起她，是跟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口气轻蔑，还把他们的年龄差距从四岁夸大到六岁。毛说：“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毛没提及罗氏早在他们结婚后一年多就去世了。
毛一生对“性”都兴趣十足，但似乎对他第一任妻子毫无欲望，跟她结婚是出于不得已。这使毛成为包办婚姻的强烈反对者。九年后他在《赵女士人格问题》一文里措辞激烈的写道：“西洋的家庭组织，父母承认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国则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这叫做‘间接强奸’。中国的父母都是间接强奸自己的子女。”
妻子一死，这位十六岁的鳏夫就要离开韶山。父亲想让他到县城的米店去当学徒，但毛有自己的打算。他已看中了二十五公里外的一所新式学堂。这时，新风气已穿透了韶山的山峦，吹进了少年毛的脑子里。科举制度废除了，旧的教育体系没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学堂，教一整套外国来的东西，像科学、世界历史、地理，还有外文。这些新学堂是毛那样的农家孩子走出乡村、进入外部世界的大道。
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改革的巨变。除了整个教育体制彻底改变外，铁路开始修建，现代工商业开始兴办，政治团体允许存在，报纸也第一次出版。留学生派出国去学习科学，大臣们则出洋考察政体。一九○八年，清廷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九年后实行立宪。
毛的家乡湖南，在当时有三千万人口，是改革如火如荼的省份之一。虽然这里是内地，但通航的河流把它连向沿海。一九○四年，省会长沙开辟为对外商埠，外国商人跟传教士纷至沓来。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当毛在乡间听说时，湖南已经有一百多所了，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多，还有好几所女子学校。
毛想上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学费住宿费贵，毛就请亲戚们帮忙，说动父亲给他出了五个月的钱。东山使毛眼界大开。从课本里，他读到拿破仑、威灵顿、彼得大帝、卢梭、林肯等人的小传，也第一次亲眼见到去过外国的人：一位曾在日本留学的教师，学生们管他叫“假洋鬼子”。多少年后，毛还记得那位老师教他们唱的日本歌，庆祝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沙俄的惊人胜利。
东山学堂的几个月为毛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省会长沙有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在毛的请求下，一位老师介绍他前去就读，尽管他不是湘乡人。一九一一年春，毛心情激动地到了长沙。这年他十七岁，是他与农民生涯从此告别的日子。
毛从故乡的泥土中带走了什么呢？他后来说他带走了对贫苦农民生活的“深感不平”。事实却非如此。毛当时的老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的日记中记载着毛谈论家乡的话：“人多务农，易于致富。”毛说当农民容易致富，并未说农民的生活艰苦。
通观所有毛早年文章和谈话记载，直到一九二五年底，毛只提到过农民几次。除了说家乡农民容易致富外，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在致黎锦熙信里讲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但不是对他们表示同情，而是对消灭他们的人曾国藩表示倾倒。毛说：“愚于今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毛在《民众的大联合（二）》里提起“种田人”，但只是泛泛的，不带感情，不像他描述学生那样长篇大论地诉苦，说学生的生活是“苦海”。同年九月一日，毛拟了一份详尽的问题研究单子，足足有七十一个大项目，农民只占第十项中的十五个分项之一，还无关贫苦农民的生活，而是“劳农干政问题”。
一九二○年下半年，毛与共产党结缘后，开始使用“工人们农人们”、“无产阶级”这样的字眼，但不过是辞藻而已。
毛后来说，在韶山他钦佩一个被捕并被斩首的农民起义英雄彭铁匠。但中共党史学者费尽心机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这位铁匠存在的蛛丝马迹。毛还说，饥民的痛苦影响了他的一生。这很可质疑。一九二一年，毛在长沙时正好遇上饥荒。他的朋友谢觉哉的日记中记载说：“乡间荒象特著……本地乞食者特别多，每日总在百数以上……大半黄皮里骨，风吹欲倒。”“死者颇多，小街上施木板‘做棺材’也施不起了。”毛在这段时间写的文章对饥荒、荒民一个字也没提，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关心这件事。
农民的根并没有滋养出一个同情穷苦百姓的毛泽东，从韶山他没有带走改善中国农民命运的理想主义。
2 与共产党结缘
1911～1920年 17～26岁
一九一一年春天，毛泽东到长沙，正是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前夜。表面看去，照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描述，长沙“简直就是个中世纪的城市，只能走轿子和人力车”。但这里不仅充满新思想，新风气，而且酝酿着共和革命的风潮。
尽管清廷宣布立宪，革命党人却一心要推翻帝制，说满族是外国人，应该驱逐。报刊杂志此时已数不胜数，他们利用这个条件鼓吹革命，还组织社团，发动了好几起武装起义。
十七岁的毛此时第一次看到报纸。他从报纸上了解到反清派别的观点，立即表示赞同。按当时的时尚，他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这是他首次发表政见。像许多学生一样，他剪了辫子，并跟朋友一道挥舞剪刀强行剪掉别人的辫子。
这年夏天，长沙格外闷热，学生们比天气更热烈的辩论怎样推翻皇上。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后，有人把身上的长衫脱了一丢，大叫：“快习兵操，准备打仗！”
十月，邻近的湖北省武昌市爆发了辛亥革命。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垮台了，中华民国在一九一二年的第一天成立。二月，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握有兵权的袁世凯替下作临时总统不到两个月的孙中山，次年就任大总统。一九一六年袁死后，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控制松懈，中国出现军阀各自为政的局面。
新生民国带给年轻的毛的，是无数崭新机会。工业、商业、法律、管理、教育、新闻、文化，还有军事，可做的事层出不穷。毛面临着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他先参了军，但出操听口令不是他喜欢做的事，更不用说到城外挑水做饭给长官泡茶。他于是雇了个挑夫帮他挑水。几个月后，他干脆退了伍，决定再回去上学。那时报上满是新鲜动人的广告，好些使他动心，一个是警官学校，一个是法律学校，还有个专教人怎样制造肥皂，使毛发了作肥皂制造家的奇想。毛最后挑了省立第一中学，但只在那里待了半年。他觉得不如自修，于是天天去省立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他第一次读到外国名著的译本，这些书把他的脑子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但他父亲要他上学，否则拒绝供给他钱。十九岁的毛只好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师范学校都不收学费，是那时中国致力于教育的结果。
第一师范充满开放的空气，连数学楼也是欧洲式的，长沙人管它叫“洋楼”。教室很洋气，漂亮的地板，窗上装有玻璃。校方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各种新见解，鼓励他们自由思想，组织不同的学会。学生的出版物有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国家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Karl Marx）的像还一度挂在大礼堂里。对读报上了瘾的毛已在报章上见过“社会主义”这个词，在这里他又第一次听说了“共产主义”。那时，中国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后来毛统治时也用这个词，但他允许的还不及他年轻时万芳丛中的一小片花瓣。
像全世界的学生一样，毛喜欢无穷无尽地和朋友讨论问题，有时沿湘江漫步，有时爬上校园后面的小山，坐在草丛里辩论到深夜。蟋蟀在身旁一声一声地唱，萤火虫绕着他们一闪一闪地飞，熄灯的钟声响了，他们置之不顾。出门旅行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一转悠就是一个月。农家友善地欢迎他们，供他们吃住，他们以写门联报答。
一次高谈阔论中，据毛的朋友记载：“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这是有记载的第一次毛提到烧书。当时，这话并不离奇，在前无古人的思想解放气氛中，一切天经地义的道理都受到挑战，历来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当然。国家有必要存在吗？家庭呢？婚姻呢？私有财产呢？什么样的议论也不奇怪，什么样的话也都能说。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毛泽东形成了他的道德观。二十四岁时，毛在德国哲学家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伦理学原理》（System der Ethik）中译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这些批注里，毛直言不讳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伴随了他的一生。
毛整个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毛的道德等于完全的随心所欲。
义务与责任毛概不承认，说：“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吾只对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任？”
对毛来说，任何成就只有在现实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义。身后名“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毛泽东完全不屑于追求“流芳千古”。
良心本是对人的冲动的一种心理约束。毛却认为：“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照这种观点，“良心”只是为毛的“冲动”服务的工具。
泡尔生说：“毋杀人，毋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毛不以为然，说：“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照毛的意思，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要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
毛性格的另一个中心是“‘破’字当头”，他说对中国“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而且“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宇宙之毁也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毛在晚年也说过意思一模一样的话。也就是说，年仅二十四岁的毛就已经用清晰的语言阐述了他漫长一生信守的人生观。当然，在一九一八年，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尽管他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杨昌济教授称他“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但毛没有显示出领袖天分。老师徐特立说在学校里看不出他有号召力。当毛发出征友启事，张贴在长沙部分学校时，应召的只有几个。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学会”时，他虽然活跃，选出的总干事却不是他。
那时的毛要找份像样的工作都很困难。一九一八年六月，他从师范学校毕业。许多年轻人向往出国学习。像毛这样家里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国去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很多年轻男人，需要劳工。
当劳工不是毛想干的事。去法国的人还得学法文，而毛不擅长语言，一辈子都只说湖南话。有一阵掀起俄罗斯热，毛也曾想去，对女朋友陶斯咏说：“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他在一个叫伯乐佛（Sergei Polevoy）的俄国移民（是个间谍）那里上了几堂课。据这人说，毛怎么也发不好生字表的音，别的学生都笑他，他就生气地离开了。结果，毛既没有去法国，也没有去俄国。
毛想到首都去碰碰运气，就借了路费去北京。北京当时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之一。在刚对公众开放的皇宫前，甚至还有骆驼庄重地缓步。但古都的生活是苦的。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机会，却没有明显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大多数人还活在一个“穷”字中。毛一行八人，住在三间小屋里，几个人合睡一张炕，同盖一床棉被，挤得紧紧的，要翻身得先跟左右的人打招呼。八人只有两件大衣，出门轮流穿。因为图书馆里有暖气，毛有时去那里，又看书又睡觉。
有一段时间，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刚够生活。他的职责之一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名。不少是当时著名的文化人，毛想跟他们攀谈，但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毛后来说，“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毛感到受了冷落，一直耿耿于怀，说：“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不到六个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费还是借的。他绕道上海，为去法国的朋友送行，一九一九年四月回到长沙。毛此行见识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后还得回来做外省的小学教书匠。
为人师表的毛当时穿得邋里邋遢，好像永远不换衣服。学生们记得他不加梳理的头发和袜子上的窟窿。他似乎只有一双家制的布鞋，鞋底好像总处于即将磨穿的状况。一次，人们抱怨他夏天赤裸上身，毛反唇相讥说：“这就算不错啦，全赤我也无所谓！”
这时，一桩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事件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有中国代表团参与的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善后的巴黎和会，让日本继续占领它在战争中从德国手头夺取的山东一部。爱国的中国人被激怒了。五月四日，北京爆发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街头游行示威，谴责北京政府卖国，抗议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烧日本货，砸卖日货的商店。人们对民国政府深感失望，觉得它跟满清一样无能。许多人开始寻求更激进的治国方式。
一个激进的学生会在长沙成立，毛负责编辑会刊《湘江评论》。办杂志很辛苦。在难忍的闷热中，毛晚上用一堆线装书当枕头，臭虫在里面爬来爬去，白天不仅要写大部分稿子，还得到街头贩售，由于经济窘迫，这个学生周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此后毛继续为别的刊物写文章。其中有十篇是关于妇女与家庭的，观点是那时大多数前卫青年的共识，即提倡妇女独立，自由恋爱，与男人平等。毛的文章感情充沛，原因可能跟他母亲刚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五日去世有关。他母亲得了淋巴结核，毛曾给她寄药方，把她接来长沙治病。在毛跟母亲的关系中，母爱是无私的，毛的感情却是既强烈又自私。多少年以后，他告诉身边护士吴旭君：“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
在母亲临终之际，毛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亲的希望。他能毫无顾忌地对她直说，性格由此可见一斑。对父亲，毛没有什么感情。对他的死，毛的反应简直就是冷酷。父亲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死于伤寒，死前想见儿子一面。但毛没有回去，也没有对他的死表示任何悲伤。
毛的硬心肠也反映在他关于女人的文章里。他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写的《女子自立问题》中说：女子可以跟男子做一样重的体力劳动：“女子用其体力工作，本不下于男子”，只是“不能在生育期内工作”。对此毛说：“女子需自己预备产后的生活费。”
毛的激进活动很快把他带向另一个旅途，这次旅程将决定他的一生，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一九一九年底，湖南的学生和教师要赶走当时的省长张敬尧，毛随代表团前往北京，游说中央政府撤张。虽然此行没达到目的，但毛作为湖南的活跃分子结识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领袖胡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就在回程途中，一九二○年六月路经上海时，毛遇上了改变他终生的人：陈独秀。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陈是佼佼者，毛曾在一篇文章中称道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这时四十岁，是个极富魅力，但性情暴躁的人。毛去拜访陈，正好，陈在筹组中国共产党。
组建中共并不是陈教授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个中国人的主意。这主意来自莫斯科。一九一九年，新生的苏俄政府成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以在全世界鼓吹革命，推行莫斯科的旨意。在中国，一项庞大的秘密计划在八月付诸实行，旨在扶持起一个亲俄的中国政府。此后三十年里，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军火，最终使毛领导下的中共得以夺取政权。
一九二○年二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中西伯利亚，打通了跟中国的陆地交通。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来到中国。五月，共产国际在上海建立了据点，目的是“组建一个中国党”。维经斯基向陈独秀提出这个建议，得到了陈的同意。六月，维经斯基向莫斯科汇报说，陈将做这个新党的书记，陈正在联系“各城市的革命者”。
就在这个月，毛来见陈独秀，碰上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创立。中共创始人都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据当事人回忆，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毛没有被邀请为发起人之一，他这时还没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毛离开上海后，八月，中共成立。
中国官方把中共成立算在第二年七月，因为那时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毛出席了“一大”，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算成创始人。事实上，共产国际的刊物和它派来指导“一大”的马林（G. Maring）都权威性地指出，中共是一九二○年，而不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毛虽然不是创建者，但他开始为中共工作：陈独秀让他在长沙开一间书店卖共产党宣传品。陈教授刚把他的影响重大的杂志《新青年》改变为中共的喉舌，七月号就刊登了介绍列宁（V. I. Lenin）和苏俄政府的文章。从那时起，共产国际便出钱赞助《新青年》。毛的任务是推销《新青年》和其他宣传品，同时也卖一般的书、杂志。
毛乐于从命。虽然他还没有信仰共产主义，但他毕竟是激进分子，又热爱书报，还需要一份像样的收入，开书店是求之不得。回长沙后不久，“文化书社”就在《大公报》上登报开张了。毛写了个夸耀苏俄的启事：“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书店马上订了一百六十五份《新青年》的七月号，是书店的最大订单。其次是一百三十份《劳动界》，新生的中共对工人的宣传品。其他大部分书报也是亲俄激进的。
干这种事毛并非提着脑袋，那时候搞共产主义活动非但不犯法，相反地，苏俄正时髦。在长沙，一个俄罗斯研究会正在筹备，为首的是长沙知事。人们对苏俄感兴趣，大半出于相信苏俄政府的宣言，说要放弃沙皇政府在中国攫取的领土和特权。这番信誓旦旦，实际上只是空话，苏俄继续控制着在华最大的外国领地。
毛找了个朋友做经理，他善于用人帮他做讨厌的杂务。他本人的头衔是“特别交涉员”，向富人名流筹款，与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图书馆、大学、文化人联系。陈独秀和好几位知名人士为书店担保，大大提高了毛的声望。他从前读书的师范学校这时请他去做附小主事。
没有材料表明毛是怎样入党的，履行了什么手续。但由于文化书社，他成了“自己人”。十一月，按维经斯基指示，中共成立一个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中发展党员。在长沙找的联络人之一是毛。也就是说，他已经算是共产党的成员了。十二月，毛给在法国的朋友写信，说他“深切的赞同”“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毛第一次表达他信仰共产主义。
毛迈出这一步并不是热烈追求信仰的结果，而是机遇：他正好在某一时间出现在某一地点，接受了某一份恰到好处的工作，由此进入了一个由强大外国主持的新兴组织。
他那时最好的朋友萧瑜不赞成共产主义，从法国写信给毛说：“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毛回信时不是狂热地为共产主义辩护，而是称他朋友的看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这样劝说朋友：“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
毛信中的这类话表明，他参加共产党，不是出于充满激情的信仰，而是冷静实际的选择。
3 温热的信仰者
1920～1925年 26～31岁
与共产党结缘的同时，毛泽东也陷入了恋爱，对象是他从前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他比毛小八岁，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
开慧于一九○一年出生在长沙城外一个田园诗般的村子里。生下不久父亲留学去了日本、英国、德国，一去十多年，出身书香人家的母亲把她抚养长大，从小娇弱易感的开慧出落成一个既感情缠绵又落落大方的闺秀。一九一三年春天，父亲从国外回来，带来了欧洲的生活方式。男学生来访时，开慧也同他们一起用餐说话。这在当时还很少见。美丽优雅的开慧常率直地发表见解，让男学生们大为倾倒。
开慧的父亲欣赏毛的头脑，向有影响的人极力推崇他。他对章士钊说过：“吾郑重语君，二子（毛和朋友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一九一八年，杨先生去北大任教，毛第一次到北京时曾住在他家。那时开慧十七岁，毛二十四、五岁，毛很喜欢她，她却没反应。许多年后她回忆道：“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对于结婚也已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去真实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够随便。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一九二○年一月，她父亲去世。刚好毛第二次到北京，同开慧朝夕相处，开慧终于爱上了毛。她写道：
父亲死了！我对于他有深爱的父亲死了！当然不免难过。但我认父亲是得到了解脱，因此我并不十分悲伤。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我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橾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去希求……）
像一个矜持的淑女，开慧没有吐露心声。不久他们分开了，她护送父亲的灵柩回长沙，进了教会学校。别离增强了她的爱情，她写道：
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找有这样的幸运！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
毛回长沙后，两人成了情侣。毛住在他任主事的师范附小，开慧常常去那里会他。但她不愿留下过夜，他们还没有结婚。毛不想结婚，不愿受约束。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宣布：“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毛鼓吹组成“拒婚同盟”，说：“假如没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已经结起了的。”
一天夜里，开慧走了，毛无法入睡，爬起来写了首“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诗打动了开慧，她终于同意了留宿。夜里，他们热烈地做爱，房间的墙壁是木板隔间，很薄，左右邻居抱怨起来。有人说学校有规矩，教师的妻子不能在学校过夜。但毛是主事，他就干脆把规矩改了，从此开了教师妻子在学校留宿的先例。
对开慧来说，留下过夜等于把她整个的人都献给了毛。她后来写道：“我的意志早又衰歇下来了，早又入了浪漫态度中，早已又得了一个结论：‘只有天崩地塌一下总解决！’除非为母亲和他而生，我的生有何意义！”
毛对开慧的感情远不如开慧的强烈真诚，他还继续有着别的女朋友。最亲近的是陶斯咏，一个丧夫的教师，比毛小三岁。办文化书社她帮毛筹款，因为她教的学生中有的家里很有钱。她跟毛一同出去旅行，俨如一对夫妻。
开慧发现了。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觉：“忽然一天一颗炸弹跌在我的头上，微弱的生命，猛然的被这一击几乎毁了！”然而她原谅了毛：“但这是初听这一声时的感觉，他究竟不是平常的男子。她爱他，简直有不顾一切的气象。他也爱她，但他不能背叛我。他终竟没有背叛我，他没有和她发生更深的关系……”毛告诉开慧他有女友是因为他对开慧的心摸不准，不知道开慧是否真爱他。开慧相信了他：“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因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更加，唯恐他看见了我的心——爱他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到此时才都明白了。）因此我们觉得更亲密了。”
开慧搬来与毛同住，一九二○年底他们结了婚——虽然没有任何正式文件。那时旧的结婚仪式为激进青年所不齿，而新的国家登记制度又没有广泛建立起来，男女的结合只依靠个人的良心和感情。
为了这个结合，开慧最终付出了她的生命。眼前最直接的后果是被教会学校开除。毛继续着他的艳事，婚后不久又发展了两个女友。他当年的好友告诉我们这桩事时，用食指在桌上写下“不贞”二字。其中一个是开慧的表妹，开慧知道后，气得用手打她。但文雅而有教养的开慧鲜有吵闹，自己也始终不渝地忠实于毛。她后来写出她的无可奈何：“我又知道了许多事情，我渐渐能够了解他，不但他，一切人的人性，凡生理上没有缺陷的人，一定有两件表现，一个是性欲冲动，一个是精神的爱的要求。我对他的态度是放任的，听其自然的。”
开慧并非旧式妇女，按传统要求对丈夫有外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其实是个女权主义者，写过雄赳赳的文章为妇女争权利。有一篇大声疾呼：“女子是一个‘人’，男子也是一个‘人’……姐妹们！我们要做到男女平等，绝对不能容许人家把我们做附属品看。”
毛结婚的那段日子，莫斯科加紧了在中国的活动。它开始在西伯利亚秘密训练一支中国军队，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分散在中国各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都有间谍。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新的莫斯科代表来了。一个叫尼科尔斯基（Nikolsky），另一个是荷兰人马林，曾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搞秘密工作。两人一到就叫在上海的中共机关召开“一大”。上海向七个地区发了信，叫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每处寄两百银元充当旅费。长沙是七个地区之一，毛是联络人。两百银元差不多是他当小学教师两年的工资了。这是毛第一次接获莫斯科的资助。
毛挑四十五岁的朋友何叔衡作另一名代表。两人在六月二十九日傍晚起程。那天黑云蔽天，好似暴雨将至。他们拒绝朋友送上轮船。朋友都感到奇怪，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参加中共“一大”。由外国出资搞政党活动旨在夺权，当然得秘密行事。
中共“一大”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有十三人参加，都是记者、学生或教师，代表全国大约五十七个同类职业的人，没有一个是工人。党的两位最有名望的成员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出席，尽管陈已被莫斯科定为党的领袖。莫斯科的两名派员主持一切。高个子、小胡子的马林用英文致开幕词，由一名代表译成中文。他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其冗长在当年的中国很少见，代表们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一大”由外国人主持马上就引起争议。代表陈公博回忆说：大会主席张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什么大会通过的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我真气急了，我说……这样不必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有代表提出按俄国人的部署办之前，应该先派人到俄国去实地考察，另外也派人去德国考察比较。这个提议大大激怒了莫斯科的代表。
在“一大”上毛泽东很少说话，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跟那些出过国，或来自大城市的代表相比，他是个外省人，不像当时很多进步青年那样西装革履，而是穿着传统的长衫，脚蹬黑布鞋。他也没有竭力表现自己，只是留意倾听。
七月三十日，一位陌生人闯进开会的房子，马林认定这是个密探。代表们马上离开，移到附近小城嘉兴南湖上。莫斯科代表因为是外国人，怕引人注目而没有前往。嘉兴南湖上满浮着水菱角，代表们绕籐行舟，在游艇上开完了会。由于没有莫斯科的人在场，“一大”什么决议也没作出，连宣言或党章也没有。
代表们每人领到五十银元做回乡的川资。毛于是去游览了杭州、南京，与他迁居南京的女友陶斯咏重叙旧情。斯咏一九三一年病逝。
陈独秀来到上海就任书记时，反对对卢布的依赖。他曾几次发作，说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他主张每人都有独立的职业，由此去发动革命，而不以革命为职业。他说：“事事要受人支配，令人难堪，中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有时他一连几星期不见马林，有时他大发脾气，拍桌子，摔茶碗。马林给他取的绰号是“火山”，总是避到隔壁房间去等他安静下来。
这样发泄一段时间后，现实主义占了上风。没有莫斯科出钱，中共连起码的发行宣传品、组织工运这样的活动也搞不起来。正如陈自己向莫斯科报告，从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九个月内，中共支出的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中，只有一千元出自中国，其他都来自莫斯科。没有卢布，中共就没法生存。当时在中国还有些共产主义团体，从一九二○到一九二二年起码有七个，其中一个号称有一万一千名成员，但没有莫斯科的资助，很快都风流云散。
毛泽东不像陈独秀，他从来就不反对拿俄国人的钱。他很务实。“一大”以后，党每月寄给他六十到七十银元，作为湖南党的活动经费，不久就增加到一百银元，以后又增加到一百六七十银元。这一笔很大的固定收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毛的生活。毛一向穷，总处在经济的压力下。他教小学，给报纸投投稿，活得很辛苦。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说：“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
他还对新民学会会员说，他“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向来不喜欢体力劳动的毛，居然说要做体力的活，说明他实在是难以支撑了。
如今他一跃成了职业革命家，有了钱，把职务全辞了，开始享受迄今为止只能梦想的生活。大概就在此时，他形成了一生的习惯：晚上通宵达旦看书，早上不起床。给萧瑜的信中，他兴奋地说他从上海回湖南后专门调养自己，“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炊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
一九二一年十月，他跟开慧有了自己的家，雇了佣人。家在长沙城边，一开门是一片菜地，屋后是矮矮的山坡。那里有汪水塘，浊水到此便成了清水，故名清水塘。
房子是中共经费买的，作湖南地区的机关。作为党在湖南的领导人，毛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发展党员。他没有八方奔走搜罗信徒，只是简单地告诉听他话的人参加。首先他发展了他的朋友、书社经理易礼容。从“一大”回来后不久，毛把易从书社叫出来，傍着竹篱跟他谈话，要他入党。易有保留，对毛说：“苏联革命死了三千万人……一百人中留七十，杀三十，我是没决心。”但易最后还是参加了，他的态度是：“毛主席要我参加我就参加了。”中共长沙支部就这样成立，有三人：毛本人、易礼容，还有毛带去“一大”的何叔衡。
然后毛发展了他的家庭成员。其中有在韶山老家管家的弟弟泽民，毛把他带出来，让他管钱。毛还从家乡带出别的亲戚，给他们一一安排了工作，有的也入了党。用易礼容的话说，湖南党“就是毛主席单线领导，指挥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少开什么会议。”
亲戚朋友之外，毛发展的党员不多。那时在湖南参加共产党的人，包括知名的刘少奇、任弼时，都不是毛介绍的，而是在长沙活动的另一个共产党人贺希明（又名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转入共产党的。贺曾任过长沙知事，颇有声望。贺没去中共“一大”，是因为党在长沙的联络人是毛，而毛非常嫉妒贺。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后，毛盘问他贺是怎么介绍他们去苏俄的。
毛一正式成为湖南党的头，就着手把贺希明从党的圈子里赶出去。贺当时主办一所相当大的公众演讲厅，叫船山学社，青瓦朱门，墙边几株古树，气宇轩昂。毛宣布要用这个地方做党的工作，率领一帮人搬了进去，让贺的日子很不好过，最后不得不离开——既离开学社，也离开党。毛第二年对刘少奇说：贺“不听话”，“大家把贺希明从船山学校赶走”。贺当时五十来岁，比毛大一倍，而毛用“不听话”这样的字眼，足见毛放肆的一面。毛从前对同辈长辈都彬彬有礼，第一次见到萧瑜时，他曾谦恭地向萧鞠躬，说自己如何欣赏萧的文章。现在他有了点权了，举止开始变了，朋友都得顺着他了。毛的朋友都是政治上与他无争的人，同事很少作朋友。
赶走贺希明是毛的第一次权力斗争，他赢了。在毛领导下，湖南党没有委员会，只有毛发命令。但他总是精明地准时向上海打报告。
毛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组织工会。但他少有作为。他对劳工没有什么同情，正如他对农民一样。一九二○年十一月他给朋友写信，抱怨自己作为读书人生活苦不堪言，然后说：“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湘赣交界处的安源煤矿工人写信给共产党人，要求帮助，毛去了煤矿。这是有记载的毛第一次接近工人。他只待了几天就走了，让其他人去做具体工作。据马林笔记：毛报告说，“他对组织劳工是一筹莫展，想不出任何办法。”
在长沙有两个卓有成效的劳工组织者：黄爱、庞人铨。他们一九二○年底成立了独立的湖南劳工会，两个月内长沙的七千工人中就有三千加入。这两人在一九二二年一月领导大罢工时被捕，随即被砍了头。他们的被害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有人后来问杀他们的省长赵恒惕为什么没捉毛泽东，赵回答说：毛没对他构成威胁。
既然毛在组织劳工和发展党员上不力，中共一九二二年七月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便没让毛当代表。毛后来对斯诺称他“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错过了这次大会”。漏掉毛是不可能的：“二大”组织严密，会上还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包括加入共产国际。
没当上“二大”代表对毛是沉重打击。这意味着他可能失去湖南党领导人的地位，俄国人资助的钱也就不会经过他了。所以毛一听说“二大”代表没他，立刻变得十分积极。四月他去了一个铅锌矿，五月又再去安源煤矿。他开始领导罢工游行。十月二十四日，妻子开慧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岸英，毛没在她身边，他在代表泥木工会跟政府谈判。
湖南党的“委员会”也赶着在五月成立。这时，毛做湖南党领导人已近一年了。湖南党有三十多名党员，大部分不是毛发展的。刘少奇曾这样描述委员会的运作：他多次在毛家里开会，但除了“有时问一问情况之外，根本无法发言，最后，总是照毛主席意见办理。这就是说，湖南党内已经有了自己的领袖，自己的作风，而当时在上海党内就还没有形成这样的作风。”刘在此委婉地陈述毛在建党初期就已经形同专制者了。
就在毛努力向上海表现时，他的运气来了。一九二三年初，上海中央的大多数人员，从陈独秀起，与莫斯科代表发生激烈争执，反对莫斯科要中共加入另一个政党：国民党。莫斯科代表马林急需地方上的中共党员支持他，而毛正是这样一个人。
国民党建于民国初年，领袖是民国成立时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当总统没多久就被迫让位给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自己被排斥于北京中央政府之外。孙一心想组织军队推翻北京政府取而代之，屡屡失败后，他跟苏俄拉上了关系。
苏俄也想颠覆北京政府。它那时正致力于把尚为中国领土的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变成它的势力范围，北京政府由此对它满怀戒心与敌意。苏俄希望一个跟它亲近的人当权，中共太小，成不了事，莫斯科就试探了不同的地方军阀，曾特别寄希望于吴佩孚。但找的人都坚持要苏俄军队撤出外蒙古。只有孙中山不要求苏俄撤军。虽然孙说他反对蒙古独立，但他对苏俄代表越飞（Adolf Joffe）说：“苏俄军队应该留在那里。”越飞告诉莫斯科：“他根本不反对我们军队在库伦驻扎。”
作为交换，孙中山要苏俄帮他建立军队，推翻北京政府。为此他不仅赞同苏俄军队继续占领外蒙，还主动提议苏俄进占矿藏富有的新疆。越飞十一月报告莫斯科，孙“请求我们的一个师夺取新疆，说那里只有四千名中国军人，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孙甚至要求苏俄军队一直打到四川首府成都，帮助他夺权。
孙是“我们的人”，越飞加了重点记号报告列宁。他的要价“最多不过是二百万墨西哥元（相当于差不多同样数字的金卢布）”，“难道所有这一切不值得我们花那二百万卢布吗？”孙还占据南方沿海的广东省，苏俄可以方便地运进武器装备。苏共政治局一九二三年初做出了决议：“全力支持国民党。”“钱由共产国际基金支付。”这个决议是由正崛起的新星斯大林（Joseph Stalin）签署的，斯大林此时开始密切关注中国。
莫斯科知道孙中山有他自己的算盘，他想利用俄国人，正如俄国人利用他一样。莫斯科希望用中共从国民党内部来左右孙中山。这就是它为什么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斯大林在一个内部讲话中说：“从这里，莫斯科，我们不能公开地发命令。我们通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隐藏的同志发命令，秘密地发。”
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都反对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不赞成共产主义，而孙中山只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想的无非是权力，资助孙只会是“浪费俄国的血汗，或许还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血汗”。
面临反抗的马林，于是把毛调来中央。毛马上加入了国民党。他从前的朋友蔡和森，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后来向共产国际抱怨说，当马林提出“集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的口号时，“赞成他的只有毛”。
毛拥护加入国民党，是因为他不相信只有一两百人的共产党靠意识形态能有什么前途。在中共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的“三大”上，他说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可能性是俄国人打进来。主持大会的马林向莫斯科报告：毛“实在太悲观了，他认为中国的唯一希望是俄国干涉”。“革命得由俄国军队从北边带进来。”毛是有远见的，没有二十二年后抗战结束时的苏联出兵，就没有中共的江山。
跟国民党合作，有苏俄在后面全力援助，包括提供军援，使毛看到了希望，他第一次倾其才能为党工作。莫斯科负责给中共提供钱的维尔德（S. L. Ville，驻上海副领事）特地报告莫斯科：毛“毫无疑问是个好同志”。由马林做主，毛当上了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通信，管理文件，在开会时作记录。党的函件都由陈与他签字。学着陈，毛也用英文签名：T. T. Mao。他和陈首先做的事之一是向莫斯科要更多的钱：“因为我们工作战线逐渐地扩大，我们的开支也增加了。”
在莫斯科的坚持下，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二三年八月，能干的鲍罗廷（Mikhail Borodin）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来到中国主管国共两党，名义是孙中山的顾问。鲍罗廷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在美国、墨西哥、英国都留下了显著的足迹。人们用“雄伟”一词来形容他，他即使生病也能保持伟岸的姿态。他既善于演讲，声如洪钟，又精于组织，还颇具远见。
鲍罗廷按苏联意旨改组了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他操纵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等中共党人非常活跃，只有九百人的中共在拥有数以万计成员的国民党中占据了一连串要职。
莫斯科向这个新国民党投入大量资本，出钱建立、出人训练国民党军队，一手操办黄埔军校，为国民党培训军官。军校坐落在珠江一个小岛上，离广州十公里，完全是苏联模式，有苏联顾问，还有许多共产党教官与学员。飞机大炮从苏联海运而至。在苏联人帮助下，国民党大大扩展了在广东的基地。
毛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十六个候补委员之一，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了一年。其间，毛组建了国民党湖南支部，是国民党中最大的支部之一。毛尽心尽力为国民党工作，甚至很少出席共产党的会议。
毛的做法在共产党内引起不满。蔡和森对共产国际说：在湖南，“我们的组织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意义。所有的政治问题都由国民党的省党部来决定，而不是由共产党的省委员会决定。”另一个执着的劳工组织者邓中夏也说：“毛那时反对独立〔于国民党〕的工会运动。”
不仅中共的人，莫斯科的代表也向毛开火。毛的庇护人马林这时已经离开中国。虽然毛跟鲍罗廷关系不错，但反对毛的苏联人势力也不小。莫斯科的命令是中共一方面要在国民党内工作，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绝不能忘记他们跟国民党不是一家人。毛看不出这两个党有什么区别。一九二四年三月三十日，莫斯科代表达林（Sergei Dalin）给维经斯基写信说：“中共中央局秘书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个马林安插的人）说的话简直使你毛骨悚然。比方他说国民党过去是、现在也是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国际应该承认它是一个支部……我已经写信给党的中央局要求他们换人。”
对毛的批评还有“机会主义”、“右倾”等等。他被排斥出中央局，即将在一九二五年初召开的“四大”代表名单上也没有他。在一撸到底的重击之下，毛的身体明显地虚弱了，人大大消瘦。当时跟他住在一起的罗章龙告诉我们说，毛的病是“思想上的病，他在想自己的事”。有时他一星期才大便一次。此后毛一生都为便秘所苦。
“四大”即将召开，毛别无选择，只得离开上海回湖南。在湖南他也没有党的职位。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他回到韶山老屋，携带着五十多公斤的书，说是回家养病。此时，他在共产党内已经四年多了，经历了沉浮荣辱，三十一岁那年，家乡韶山是唯一的归宿。
4 国民党内的大起大落
1925～1927年 31～33岁
毛泽东在韶山老屋一待就是八个月。在长沙为共产党工作的两个弟弟现在都回来，给毛作帮手。五十公里外的长沙，湖南共产党人组织罢工，游行示威，搞得热火朝天。毛没有参加，很多时间在家打牌。
他在等机会重返政坛——高层政坛。机会不久来了。一九二五年三月，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去世，由汪精卫接任。毛认识汪精卫，他们在上海时一块儿工作过，关系不错，汪极为赏识毛的才干。
汪精卫比毛大十岁，是国民党中有名的美男子。诗人徐志摩在日记里这样描述他：“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胡〕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汪又是民国革命中响当当的人物。武昌起义爆发时，他正在监狱里，由于一再企图刺杀包括摄政王在内的清朝重臣而被判处终身监禁。辛亥革命后他出了狱，成为国民党领导人之一。孙中山临终前，他一直跟着孙，孙在遗嘱上签字时他随侍在侧。这使他具有孙中山继承人的身份。但地位的最后确定还是他跟苏联的亲近，鲍罗廷一锤定音，新的国民党领袖就是他了。
苏联人现在是国民党所在地广东的主人，首府广州颇有点苏联城市的气息，到处是红旗与标语。踏板上立着中国保镳的汽车在大街上奔驰，车窗内露着苏联顾问的面孔。珠江上停着苏联货轮。在不为人眼所见的地方，“委员们”坐在红布罩着的桌子周围，在列宁的画像下，审讯“破坏分子”。这是革命法庭在开庭。
孙中山一死，毛就派他的么弟泽覃去广州打探消息。二弟泽民也随后起程。六月，汪精卫的位子一稳定，毛就准备自己去广州。首先他得拿出一张像样的履历表。他开始在韶山一带组织基层支部，大部分是国民党支部。
国民党的主要纲领是“打倒帝国主义”，毛的工作也就围绕着这个主题。这跟农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没能唤起农民什么兴趣。当时跟毛一起的贺尔康在七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和毛走了一村又一村集合人，结果“一点又十五分时，会才完毕。”毛说“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就在半途中就越走越走不动，疲倦极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七月二十九日，毛召集农民开成立国民党支部的会，“同志只到一位，其他都未到，该会未能开。”又一天，八月四日，在毛家里，“因同志多未到，会未开成。”
没有资料表明毛组织过反对富人的农民运动。他曾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八日对鲍罗廷等说，这类斗争“必然要遭到失败”。有的地方共产党“组织不识字的农民，领导他们同相对富裕的地主进行斗争。结果怎么样呢？我们的组织立刻遭到破坏，被查封。而所有这些农民不仅不认为我们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甚至还仇视我们。他们说：如果不把我们组织起来，就不会发生任何灾难不幸。”
当时共产党在长沙领导由五卅运动引起的反帝大游行。耶鲁大学办的湘雅医学院院长给美国驻长沙领事馆的报告说，湖南省长“接到一张二十个鼓动领导人的名单，其中有毛泽东，是此地首要的共产主义宣传者。”这是毛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政府的档案里。虽然毛并没有参与领导这些游行，但因为毛的名气，当局也怀疑他。
八月，省里发文，要捉毛泽东。韶山家里给他雇了乘轿子抬他去长沙。毛跟轿夫讲好，有人问抬的是谁，就说是医生。毛的弟媳回忆说：“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开慧和其他毛的家人都没有受到伤害。
毛就要去广州了。离开长沙前夕，他到湘江边散步，心里酝酿着展望未来的诗篇：“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信心十足，要主宰苍茫大地的沉浮。
毛泽东很会看人。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正是他的伯乐。九月毛一到广州，汪就给了他一连串要职。汪推荐他代理自己做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毛任主编。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即，毛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大会第二年初召开时，向大会作宣传报告的是毛。毛在国民党内扶摇直上，汪精卫起了关键作用。后来汪成了日本侵华傀儡政权的头子，名声太差，他的功劳便被悄悄掩去。
毛日以继夜地工作。他的旺盛精力多半得益于此时发现的一件宝贝：安眠药。毛长期失眠，经常疲惫不堪，现在总算得救了。后来他把安眠药的发明者跟马克思相提并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毛第一次对农民问题表示兴趣。在一张调查表上他填道：他“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十二月一日，国民党的一个刊物上登载他的文章讲到农民。一个月后，国民党的《中国农民》创刊，他又写了篇类似的文章。这个新兴趣并非来自毛的灵感，而是莫斯科刚发了紧急指示。十月，莫斯科对中国的革命者们不注意农民提出强烈异议：“占人口九成的农民到哪里去了呢？不知为什么从中国寄给我们的所有文件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农民这一运动中的决定性社会力量。”莫斯科命令国共两党“广泛地占领农村。”国民党先于共产党行动起来。
至今人们还认为是毛泽东在中共首先致力于农民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就告诉中共：“只有把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即小农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它要中共“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毛泽东曾对这一套持保留态度，使一些苏联人对他大为光火。那个讨厌毛的达林在一九二四年三月曾向莫斯科报告说，毛居然有这样的话：“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在贫苦农民中间不会有什么作为，跟地主和绅士应当建立联系等等。”
毛现在随着莫斯科的风向改变了观点。没想到，这却给他带来了新麻烦。毛努力在文章中使用共产党的“阶级分析”，把自耕农称为“小资产阶级”，把雇农叫做“无产阶级”。对讲究意识形态的苏联人来说，这些词只可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而中国还只是“封建主义社会”。苏联在中国的顾问当时办了个杂志叫《广州》，抄送四十来个苏共负责人，头一个就是斯大林。苏联农民问题专家沃林（M. Volin）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批判文章，指责毛混淆两种社会性质：“一眼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错误：按毛的说法，中国社会已经过渡到了高一级的资本主义阶段。”毛的文章“不科学”，“含糊不清”，还“简单化得要命”。就连毛的基本数字也差得太远：毛说中国人口是四亿，而一九二二年人口统计是四亿六千三百万。
幸亏理论字眼对国民党不那么重要。一九二六年二月，汪精卫支持毛做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国民党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讲习所是两年前由苏联人出资办的。只是在这时，三十二岁的毛才真正开始搞农民运动。在他主持下，讲习所培训农村鼓动者，到乡下去组织农民协会，发动穷人反对富人。随着国民党军队占领湖南，七月后湖南农运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湖南是国民党北伐第一站。北伐的目标是扫清地方军阀，推翻北京政府。在这条两千多公里的漫长征途上，国民党军队有苏联顾问随行。苏联在长沙开了个领事馆，指挥国民党当局支持农协会，给它们资金。短短几个月，湖南一大半农村都成立了农协会，社会结构被一下子打乱了。
这时，军阀混战时起时伏已进行了十年，自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政府也改组了四十多次，但军阀们都没有改变固有的社会结构。除非处在两军交战的地方，老百姓生活照旧。现在，由于国民党搞苏俄式革命，社会架构崩溃了。不到年底，湖南乡村已是一片混乱，暴力横行。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作为国民党农民运动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这时的长沙到处是儿童跑来跑去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首“国民革命歌”曲子是《Frere Jacques》——法国的儿歌。出现在街头的另一个欧洲发明是纸糊的高帽子，拿来戴在被游街的人头上，作为耻辱的象征。
十二月二十日，三百来人聚集在长沙幻灯场听毛泽东演讲。毛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跟毛同来的、化名卜礼慈（Boris Freye）的俄国人，事后向上司报告说：毛的讲话基本“可以”，就是太温和了一点。
毛的温和观点在其后的湖南乡间巡视时发生了巨变。毛后来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覆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这三十多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从他巡视后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以看出，毛发现他很喜欢暴力，喜欢大乱，喜欢残忍，他找到了自我。这一发现对他未来的统治产生了莫大影响。
毛看到基层农民协会办事人，大都是所谓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有了权：“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任意给人定罪：“这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叫他劣绅”。他们“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毛看到痞子们很喜欢玩弄手里的牺牲品，比方说戴高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毛说他“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他大声欢呼：“好得很！好得很！”
毛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报告说有人被打死，问毛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更多的人被打死。
毛巡视以前，湖南农运领导人曾着手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
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句也没有提及与农民切身相关的最重要的问题：分田地。他对此没有表示丝毫兴趣。
吸引毛的是野蛮暴力，是打碎既存秩序、社会结构的暴力。这正是苏俄社会革命的模式。毛不是从理论上信仰这种模式，而是从性格上走了进去。莫斯科留意到了他，在共产国际的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报告》。毛泽东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模模糊糊，在直觉上却与列宁主义不谋而合。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人，虽然理论上信仰共产主义，可一听说暴民打人杀人就火冒三丈，坚持要制止。他们其实不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者，而毛却是。所以，中共在把毛赶出领导圈子的两年之后，重新接受了他。一九二七年四月，毛再次成为中央委员，尽管只是“候补”。
毛这时随北伐的国民党政府住在长江重镇武汉。他现在俨然是国民党农运总管了，在武汉开始训练农运人员，北伐军打到哪里，就把暴力散布到哪里。在他的训练教材中，有一份讲农协会的人讨论如何对付“土豪劣绅”：“倘有土豪劣绅最强硬的，就割了他的脚筋和耳朵，戴高帽子游行”，或者“必活活地打死”。
在毛的推崇下，农民暴力到处蔓延，激起了国民党军队的强烈反对。陈独秀六月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国民革命军有百分之九十出身于湖南。军人对所有农民运动的‘过火’抱反感态度。”“军官家庭的土地财产被没收；他们的亲戚被逮捕；商民受到逮捕的刑罚……士兵寄回家的一点钱也会被没收”。军人们发现革命一场，反而给自己的家庭带来灾难。
国民党中相当多人早就不满走苏俄的路，他们的愤怒在一九二六年国民党“二大”上达到高潮。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竟有三分之一是中共党员，另外三分之一是亲共的，其中有不少秘密共产党员，未来将对共产党夺权起极大作用。许多国民党名人如今起来大声疾呼，反对农村暴力，要求与莫斯科的控制决裂，与莫斯科的手——中共——决裂。
就在这个时候，一千公里外的首都北京出了一件事，使国民党走到决定自己命运的关头。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北京当局突袭了苏联使馆，搜到大批文件，证据确凿地表明苏联正在中国图谋颠覆北京政府。文件暴露了中共与苏联的秘密关系，而中共领导人李大钊跟六十多名党员就住在苏联使馆的房产中。李大钊不久被绞杀。
从苏联使馆搜出的文件在全国报纸广为转载，苏联颠覆计划规模之大，激怒了公众舆论，也震惊了西方列强。国民党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地位。它正全力以赴要推翻北京政府，苏联正给它出钱出力，中共也正在它的行列中并肩作战。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是苏联颠覆计划的一部分，推翻北京政府后会把中国变成苏联傀儡。如果国民党不改变自己的形象，它可能失去人心，更重要的，西方列强会不惜一切支持北京政权。
于是，有一个人抓住机会行动了，他就是国民党军队总司令蒋介石。四月十二日，他下令与共产党决裂，开始“清党”。他颁发的通缉名单有一百九十七人，以鲍罗廷为首，毛泽东也名列其中。
蒋介石比毛泽东大六岁，一八八七年出生于浙江省一个盐商家庭。他在日本学过军事，是个职业军人，脸上常带着凛然难以亲近的僵硬表情。一九二三年，作为孙中山的大本营参谋长，他率团访问苏联。那时他被俄国人认定“属于国民党左翼”，“同我们很亲近”。但是三个月的访问使他极端反苏，特别反感苏联要把中国社会划分成不同的阶级，搞阶级斗争。
蒋介石对苏联的这些感想一个字也没有公开说出。相反地，他给鲍罗廷的印象是他“对我们非常友好，充满了热情”。有了俄国人的支持，蒋上升为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仅次于汪精卫。蒋掩盖他的真实色彩，为的是北伐必不可少的苏联军援。但同时，蒋不动声色地准备决裂，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把一些共产党人从关键的职位上赶了下去。此事发生后，吃惊的苏联顾问开始考虑干掉蒋介石。索洛维约夫（Solovyov）二十四日给加拉罕（L. M. Karakhan）写信说：“使团决定迁就蒋介石……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一年后，鲍罗廷秘密命令逮捕蒋介石。
蒋介石先下手了。北京那边一公布苏联搞颠覆的文件，他就发表布告，逮捕共产党人。行动首先在上海，那里蒋有了新的财源。几天工夫，共产党方面死了三百多人。共产党不能在上海公开露面了。但上海继续是中共中央居住与活动的地方。此后五六年中，上海是处于地下状况的中共中央的代名词。
蒋介石在上海率先杀共产党人后不久，汪精卫也倒向蒋，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宣布“分共”。从此，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蒋政权持续了二十二年，直到一九四九年被毛泽东赶到台湾。
一九二七年的春夏之交，汪精卫“分共”在即，毛泽东自言他“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一天他登上了长江边上著名的黄鹤楼，在那里写了首诗。始建于公元二二三年的黄鹤楼是古今诗人喜欢登临题咏的地方。唐崔颢《黄鹤楼》诗说：“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以后“黄鹤”用来比喻一去不复返的事物。这似乎说中了毛泽东在国民党内所有的建树，即将化为乌有。毛登楼那天正是“烟雨莽苍苍”的时候。“黄鹤知何去？”毛问道，考虑着自己的前途。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诗：“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毛努力想拉住汪，拿他过去欢呼“好得很！”的农协会暴民做替罪羊。汪精卫六月十三日告诉其他武汉领导人：“据毛泽东同志报告，才晓得农民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持，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晓得做杀人放火的勾当。”但毛这一着没用，汪精卫已在策画跟共产党决裂，把一切乡村暴力都归罪于共产党。毛只能同汪精卫分手。
生平第一次，毛有了掉脑袋的威胁。两年前的“逮捕”是有惊无险，他还可以雇辆轿子抬他到长沙，然后跑到广州。现在不同了。七月四日，陈独秀的一个儿子被砍了头。在共产党发动了一连串武装暴动，杀了不少人以后，到处就都杀开了共产党。只要有人告发你是共产党，你就可能被抓起来杀头。死者有的从容就义，有的慷慨宣讲信仰，有的呼口号，有的唱《国际歌》。报纸上登载着无情的大标题，为捕杀“拍手称快”。
但这时的毛，已看准了一个能安全生存的方式。不仅如此，他还设计了未来发展的蓝图：利用中共和苏联来为自己打天下。一九二七年夏天做出的这个决定，意味着三十三岁的毛泽东在政治上步入成年。
5 秋收暴动：拐走起义武装
1927～1928年 33～34岁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清共”开始时，斯大林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头号人物，亲自制定对华政策。他要中共建立军队和根据地，以便最终用枪杆子征服中国。
用枪杆子夺权，斯大林早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时就为中共想到了。跟国民党合作时，莫斯科派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设法控制它。蒋介石“清共”后，斯大林命令中共马上从国民党军队里尽可能拉出队伍，“建立自己的新武装”。
斯大林派他的亲信老乡罗明纳兹（Beso Lominadze）来中国管事。苏军情报局局长伯金（Jan Berzin）给“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写信说，苏联在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红军。主要城市都派有苏军情报局人员，负责给中共供应武器、资金、药品、情报。同时派来的还有军事顾问，在苏联国内也加紧了对中共人员的军事训练。
莫斯科的第一步计划，是把拉出的队伍带到南方海岸去接收苏联军火，然后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同时，莫斯科指示湖南和其他三个有农民协会的省举行暴动。
毛泽东举双手赞成这条道路。他在罗明纳兹主持的“八七”紧急会议上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后来演变成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莫斯科刚撤掉了中共领袖陈独秀，把国民党分裂怪罪到陈头上，换上了同他们关系密切的年轻文人瞿秋白。刚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不要做这种任人想换就换，想撤就撤的“王”。他要有自己的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使自己处于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有自己的领地也是安全生存的最好方式。
但是，毛没有一杆枪，一个兵，莫斯科也没有派他搞军事。毛要拥有军队，必须靠别的手段。
一九二七年夏，中共能拉出的主要武装是驻扎南昌的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八月一日，在苏联顾问库马宁（M. F. Kumanin）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负责军事的周恩来组织这支队伍举行兵变。这就是“南昌起义”，这天也成了中共的“建军节”。人们大多不知的是，用斯大林的话说，这个行动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完完全全的共产国际的主意”。“起义”部队随即南下，向六百公里外的港口汕头挺进，去接收苏联人准备运来的武器。
毛打算把这支部队的一部分抓到手。由于他们预计的行军路线接近湘南，毛就在八月初向中央建议，在即将举行的湖南秋收暴动中，他到湘南去搞，要中央从路过的南昌起义部队中给他一个团，称加上其他农军，他“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从毛后来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并不是真要去发动农民搞暴动，而是以暴动为借口，希望从中央那里挖出一支武装带走。
不明就里的中央批准了毛的湘南暴动建议。湖南全省暴动的领导者们约定八月十五日在长沙苏联领事馆开会。开会那天独独毛没有来，尽管他三天前已回长沙，就住在杨开慧娘家。由于他是主要人物，会议只好改到第二天。据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到了十六日，到会的人都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十八日，毛才姗姗露面，大家很生气，他却说他去搞“农民调查”去了。
毛迟到四天的原因不可告人：他要等一等，看南昌起义的部队是否仍有可能到湘南，要是不可能，他就不去湘南搞“暴动”了。
南昌起义的部队离开南昌三天，逃兵就去了三分之一，弹药也丢了一半。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极度的闷热，士兵们没有水喝，只好喝田里的污水，成群地死去。队伍七零八落，只求挣扎着拼到汕头，不可能绕到湘南。
于是，毛出现在苏联领事馆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坚决要求取消他自己提出的湘南暴动计划。毛的理由是，暴动应该缩小范围，应该集中精力打长沙。当时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就像他并不真要在湘南搞暴动一样，毛也无意打长沙。他提出“打”,是因为该城附近有三支红色武装，他可以以打长沙为名，把它们带走。这三支武装，一支是原农运的活跃分子；一支是因安源煤矿倒闭而失业的矿工和矿警；还有一支是原驻武汉的部队，奉命去参加南昌起义而没赶上。一共数千人。
毛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受湖南省委领导。毛没受过任何军事训练，让他当前敌指挥官，纯粹是因为他对莫斯科暴动夺权指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乐观和热情，而主持长沙决策会议的是两个苏联人。毛的积极可以在他八月二十日给中央的信里看到：“某同志〔苏联人〕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丈。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设，必且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望中央无疑的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上实行。”
八月三十一日，毛离开了苏联领事馆，说是到部队去。他并没有去。九月十一日是约好的起事日子，这天，毛一个人悄悄待在长沙一百公里外的文家市。按官方说法，毛率领三支部队中的一支，从铜鼓出发。而当时跟毛关系密切的何长工等人，都说毛根本没去铜鼓。十四日，三支队伍还没有到长沙，毛就传令要他们不去了，退兵改道。三支部队都到了文家市。
这一切完全出乎在长沙的湖南省委意料之外，他们只好在十五日取消整个暴动。苏联领事馆的书记马也尔（Maier）说，发生的这一切“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莫斯科称之为“暴动的玩笑”。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毛先前不遗余力地鼓吹“暴动”、打长沙，为的都是调兵——调到自己手上。
这场“暴动”就是史书上著名的“秋收起义”。全世界都以为这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毛是农民起义领袖的神话也大半起源于此。毛一手制造了这个神话，对美国记者斯诺编了套有声有色的故事。事实上，这不是一次真正的农民起义，据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检讨说：这“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更有甚者，毛拆了它的台。
文家市远离长沙，在没有无线电联系的情况下，湖南省委和苏联人无法直接指挥。毛早已计划好了这支部队的目的地：南去一百七十公里的井冈山。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两省当局都鞭长莫及，历来是土匪、绿林好汉的出没之地。那里有两位山大王：袁文才，从前是学生；王佐，从前是裁缝。这两人手下有五百人马，占领着有十三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分，靠收租征税过活。毛如今要把他们的地盘拿过来作自己的根据地。
毛很清楚，他要带队伍进山，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没有党的明确指示，这样做无异于当土匪。毛担心一旦摊牌会危及性命，所以在文家市召集指挥官开会宣布决定前，先找到部队中几个从前熟悉的人，帮助压阵。找的人之一是何长工，何长工这个名字还是毛给他取的。何后来回忆说，毛要他跟另一位叫杨立三的在会场上保护他的安全，所以，“我和杨立三在会场上打杂呀、拿烟呀，我们两个人是你一进，我一出；我一出，他一进。”会上争得很厉害，指挥官们都不同意进山，但最后勉强服从了毛，因为毛是唯一在场的党的代表。
部队向井冈山行进。一路上，毛穿着他钟爱的长衫，脖子上系条土布长巾，一副乡村教师的打扮。开始官兵不认识毛，有人以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给他们扛枪。当毛宣布部队是去上山做“大王”时，大家都惊呆了，他们参加革命不是为当土匪。但是毛以党的名义要他们放心，说他们是“红色的山大王”，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上山也是生存之路。
尽管如此，许多人仍满心疑虑。不少人作了逃兵。毛任想走的人离去，只不准带枪，他知道他不具备强留任何人的条件。两名最高指挥官都走了，去了上海中央，以后投向了国民党。部队着实筋疲力尽，打摆子，烂腿子，拉痢疾，宿营地里弥漫着强烈的腥臭味儿，有的人一躺在路边的草丛里就再也起不来了。两星期后队伍到达井冈山时，只剩下了六百人，跟着毛大半是因为没有别的出路。他们成为毛起家的班底，未来燎原烈焰的火星。
十月初，毛到了井冈山下，第一件事是去见袁文才（王佐在山里）。毛只带了几个人，以让袁放心。袁先在会见地点埋伏了二十多人，一见毛人不多，就迎了上去，一边叫人杀猪设宴款待毛。他请毛坐下，嗑瓜子，吃花生，喝茶谈话。毛说他来此只是过路，要南下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袁同意毛先住下，粮油暂时由他管。毛的队伍稍事休息后去周围的几个县打家劫舍，筹粮筹款。毛就这样把一只脚插进了井冈山。
不到四个月，毛反客为主，把袁、王和他们的一帮人变成了手下的一个团。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毛的队伍攻下了宁冈县城。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指挥作战，虽然只是在对面山上用望远镜观看。毛很少直接上前线。三天后，毛召开“万人大会”庆功，大会高潮是处死被俘的县长张开阳。目击者苏兰春描述说：“二月二十一日，在砻市洲上召开工农商学兵万人大会，会场里打好了刺杀张开阳的三叉木架，四面打好木桩，牵好绳，挂上标语，大家用梭镖把张开阳捅死了……毛委员在会上讲了话。”毛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细述他对梭镖的由衷喜爱，现在他亲眼看着梭镖杀人。
自从毛来到井冈山，“万人大会”成了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会上总有这类杀人场面。庆祝建立遂川县红色政权时，毛给大会写了副对联，红纸大字，贴在主席台两旁的木柱上。一边是“想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一边是“看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在毛讲话之后，“大劣绅”郭渭坚被“刀上加刀”地处死。
当众行刑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并非毛的首创。但毛给这一残忍的传统之“锦”添上了现代的“花”，即组织大会看杀人，不去看不行。这样有组织地使用恐怖是一帮土匪望尘莫及的。袁、王自己也被吓住了。毛的人又远比他们能打仗。他们甘拜下风，让毛坐了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毛一到井冈山就派人去长沙跟湖南省委取得联系。毛远非像后来人们想像的那样住在深山老林，与世隔绝。他的住地跟外界畅通，关系几天工夫就接上了。那时上海的中央已收到一系列关于“秋收起义”的报告。他们不会看不出，是毛泽东拆了这次行动的台，又未经许可带走了部队。中央指定毛到上海开会。毛知道此行不妙，他也绝不愿意离开他的地盘，干脆装聋子。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毛被开除出政治局及湖南省委。
中央要夺毛的权，十二月三十一日函告湖南省委：毛“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湖南省委应当“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主任党代表”。
毛能指挥部队，是因为他代表党，没有党的权威队伍不会听他的。不知是碰巧还是阴谋，中央指示发出一星期后，湖南省委被国民党一网打尽。结果毛的队伍完全不知道党已经吊销了他的资格。
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党的第一位使者才进入井冈山，带来了中央决定，取消“前委”，解除毛的党的职务。但是，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安排中央决议只传达给几个亲信，党的书记也派一个自己人去当，毛本人当“师长”，掌权的还是他。
毛泽东的“山寨”是一块理想的根据地。平原上盛产大米、油茶，“一年耕而三年食”。山里杉竹茂密，四季浓雾缭绕，猴子、野猪，甚至老虎来来去去。井冈山最高峰才九百九十五公尺，却很陡峭，易守难攻，败也可以跑。浓浓的灌木隐蔽着只有猎人涉足的小径，潜向通往两个省的阳关大道。
毛和他的军队靠在四邻的县里打家劫舍为生，美其名曰“打土豪”。毛告诉队伍说：“群众听不懂‘土豪’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用‘财东’或‘有钱人’来代替”。老井冈山战士范树德说，打土豪，“老话叫‘吊羊’、‘绑票’。”
毛的活动常常是报上的新闻，他在全国出了名，以“毛匪”著称。
当地人恨他们。当年的红军李国斌回忆道：一次“打土豪”时，数百村民冲过来，“抓了我们四十余人，关押在祠堂里，对他们实行捆打吊，令女人用脚去踩，打了后用禾桶盖起来，上面压上大石头，使用各种毒刑。”
官兵们知道他们的生活方式跟土匪没多大区别，许多人都不情愿，尤其是军官。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主要军事指挥官陈浩在井冈山外的茶陵县企图把部队带走。毛闻讯率人追上，把陈浩抓起来，随后当众处死。对毛来说，这是一次极端严重的危机，他几乎失去了整个军队。在他拐走这支部队的短短几个月中，所有的军事指挥官都跟他决裂了。
毛时时担心自己的安危，开始逐步完善警卫措施。警卫从一百来人不断增加。他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几处房子，都从安全角度仔细挑选。房子的后面可以逃遁，或有个后窗，或在后墙有洞，有小路通向山里。（以后长征途中，尽管宿营只是临时，毛的住处也部有安全出口。）
毛在井冈山的主要住宅之一位于入山口茅坪，交通便利，一旦情况紧急随时可以撤进山里。这是一幢美丽的八角楼，宽大的正屋屋顶像一座高耸的八角形的三层木头宝塔，螺旋着旋上去，到顶尖是一丛采光的亮瓦。这个大宅子原属于当地的医生。另一处房子也是医生的，叫“刘德盛药店”，位于山下大镇砻市。这座大宅以奇异的美无言地述说着井冈山昔日的辉煌。它一半是欧洲教堂式的石头建筑，一排罗马式的圆拱回廊；一半是中式楼房，瓦屋顶上筑着像蛇窜出似的檐角。中西两部由一道八角形的大门洞精美地连在一起。
毛的司令部也在砻市，原是一所带两千平方公尺花园的书院，为方圆三县的最高学府。楼上三面完全敞开，天地云水一览无余，夏天学生在这里乘凉。毛所到之处，不仅学校关门、医生易址，祠堂、教堂也被征用。共产党最常见的活动开会，需要大地方。
毛在井冈山住了十五个月，进山里只有三次，总共待了不到一个月。他未来的生活方式此时已初具轮廓。他拥有众多的仆人，或称“勤杂人员”、“工作人员”。里面有司务长、伙夫，有专烧水挑水的，有马夫照管他的坐骑小黄马，有专门送信的，还有一位被毛授予“两大任务”，一是买烟，一是收集书籍、报纸。毛离不开新闻。
来井冈山不久，毛有了新欢：他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那年贺子珍刚十八岁，瓜子脸，杏仁眼，身材苗条。她生在山下富庶的永新县，父亲家是永新的望族，曾广有产业，父亲本人捐过举人，当过县长，后来家道中落，开茶馆生活。子珍原名“桂圆”，因为她出生的那天是秋夜，圆圆的月亮下盛开着桂花。她在一所由两个芬兰修女主持的教会学校读书，可是讨厌学校里“念不完的圣经，做不完的祈祷”，也不能忍受循规蹈矩的小城生活。她天性热情好动，心头好像燃烧着火。北伐军进入永新，打破了小城的一潭静水，她迷上了那热腾腾的气氛，加入了共产党。她当啦啦队欢迎北伐军，在大庭广众下演讲，才十六岁就当上了县妇女部长。她还带头剪掉了长长的秀发，留短发是革命的象征。
蒋介石“清共”后，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逃亡，她的父母和妹妹逃走了，哥哥被投入监狱。山大王袁文才是哥哥的朋友，突袭监狱把他救了出来。子珍和哥哥跟袁文才上了井冈山，她成了袁夫人的好友，王佐给了她一支毛瑟枪。
后来毛泽东来了，一眼看上了这个姑娘。袁文才也竭力促成，派她当毛的翻译。毛不会说当地方言。在长期转战生涯中，他常常用翻译。
一九二八年初，毛跟子珍“结婚”了。没有举行仪式，只有袁太太给他们摆了丰盛的宴席。这时毛离开杨开慧和他的三个儿子还不到四个月。别离后毛只给开慧写过一封信，说他患了脚疾，现在干脆遗弃了开慧。
开慧对毛的感情是狂热的爱，子珍只是相当勉强地嫁给了毛。一个俊俏女子在成千的男人中生活，自然有众多的仰慕者。子珍觉得三十四岁的毛“年纪太大”，她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毛英俊活泼的弟弟泽覃是她的一个追求者，对她说：“我哥有嫂子，跟我吧。”子珍后来承认她选择毛是因为“一个女孩子在那个环境中需要一种政治上的保护”。
毛跟子珍的关系在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的男人世界里，引起了不少闲话。毛很谨慎，尽量避免跟子珍一同出现在人前。路过伤病员住院的地方，毛特别要和她分开走。
结婚不到一年，子珍已决心离开毛。她对朋友说跟毛结婚很“倒楣”，是“重大的牺牲”。一九二九年一月，毛要离开井冈山远走他乡时，子珍抓住这个机会要留下。她当时最好的朋友曾志说：“贺子珍死都不愿意下井冈山，她不愿意走。我们都要出发时，她也不走，她很倔，不肯走。”这样的坚持很可能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因素，子珍想逃离的是毛代表的那种生活，她在十几岁时不自觉地被卷进去的生活。她想脱离这种生活的愿望之强烈，甚至不顾冒被国民党抓去的危险。毛命令无论如何要把她带上。“我就硬是把她拉走，”曾志说。“她一边走一边哭，总是掉队。她没来的时候，毛主席就叫他的马夫回去找她，去接她。”
一九二八年四月，毛还在井冈山时，南昌起义的幸存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他来了。这支部队头年十月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南海岸，没有看到任何苏联军火，却被打散，剩下的人聚集在四十一岁的朱德麾下。朱德是职业军人，曾在滇军中官至旅长。三十六岁那年他到德国留学，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去苏联受军训。在一群二十来岁的红色青年中，他算是长者，很自然地受到尊敬。他脾气又好，忠厚宽容，风度朴实无华，像士兵一样脚蹬草鞋，身背竹笠，一块儿吃饭、行军、扛枪、背背包，打仗时总在前方，官兵们都爱戴他。
毛刚到井冈山时曾派人找过朱德，劝朱加入他的行列，朱谢绝了。当时党命令他在湘南组织暴动。暴动败得一塌糊涂，大半因为莫斯科的指示不仅残忍，而且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
朱德的人也乱烧滥杀，把郴州、耒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农民真的起来暴动了——反对共产党的暴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的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郴县全县变了三分之二。其他永兴、耒阳的农民也动起来……后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不少了！”农民把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戴的红袖箍、红领巾扯下，打出白旗。
国民党军队一攻来，朱德的队伍只好撤离，参加过杀人放火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庭也不得不扶老携幼跟着走。当年耒阳的农军王紫峰回忆道：“我当过赤卫队长，镇压过反革命……只有坚决干到底，没有别的出路，所以我自己动手把〔自己的〕房子烧了”，跟朱德走了。这也是莫斯科的政策，切断这些农民的退路，“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把他们逼上梁山。
共产党走，国民党来，复仇报冤，玉石俱焚。牺牲者中有毛的妹妹泽建，小名菊妹子，是过继到毛家的。毛把她带进党，她跟一个党员结了婚，生了个孩子。虽然她和丈夫并不赞成共产党的杀人政策，她的丈夫还是被国民党杀了头，头装在木笼子里，挂在城墙上示众。菊妹子也被处死。她在狱中写过一封信，说她希望“自首”，但耒阳县坚决要杀她。她也就死了心，“甘愿受死刑。不愿受活刑了。”“快脱离人世就好了。”她只希望能见她的生母和孩子“浅生”一面：“唉，可怜的浅生，实令我痛心呵！以前如何的希望养育他呵！谁知弄到此地步咧。”她想要她的孩子理解她：“浅生小儿也万不能怪我。〔我〕今生从未闻见的苦情均受到了。”
这个时期共产党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那里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崇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
这些苏联人指导的夺权掌权均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的井冈山几乎是硕果仅存。毛不是狂热分子，当部队要烧天主教堂和豪华大宅时，他制止他们，说与其烧掉不如留起来自己享受。杀人当然要杀，但别杀得连自己也站不住脚。
朱德上井冈山的时候，莫斯科已决定停止乱烧乱杀的政策。它喜欢用“主义”这个词儿，给这一政策戴的帽子是“盲动主义”、“烧杀主义”。莫斯科说：“恐怖宜有系统。”这正跟毛的所为不谋而合。毛的精明使他重新获得莫斯科的青睐。尽管毛的自行其是曾使中央愤怒到把他撤掉，但此时斯大林亟需在中国有个不亦步亦趋的人，自己有主意，有能力，能让共产党成功。尤其是这时候，莫斯科难以对中共直接指挥。由于苏联使馆的人在企图夺权的“广州起义”中被当场抓获，中国当局关闭了一系列苏联领事馆，苏联人失去了用外交官身份在中国活动的机会。
毛此时没有任何党的职位。他曾累次写信给中央，要求成立一个由他领导的管辖井冈山一带的特别委员会，都未获明文批准。朱、毛会师后，毛又于五月二日再次给中央写信。不等中央答覆，毛就指定代表，召开“代表大会”，自己当上了书记。
毛急于拥有党的职位，还因为朱德带上山四千多人，而他的兵力只有一千，不及朱的四分之一。要管住实力远大于他的朱德，毛需要党的名义。他也要显示自己是个军人，在会师时特意挎上手枪，这在他是极少见的。过后他就把枪还给了警卫员。这支军队不久就以“朱毛红军”著称。
等待授权时，毛开始表现自己了。党的命令接受了，巡视员也让巡视了，还写长长的报告。党组织正经八百地活动了。毛到井冈山八个多月，还不知道他的辖区有多少党员，巡视员问起时，他的答覆是这个县有“千余”，那个县有“百余”。毛也还没进行过分田工作。理论上这是土地革命的中心，但讲求实际的毛觉得这事没什么必要，打家劫舍够维持统治就行。如今井冈山首次实行分田。
毛要党授权的信，由秘密交通员揣着，从上海千里迢迢送到莫斯科，在六月二十六日递上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中共正在开“六大”，地点就在莫斯科郊外，是唯一一个在苏联召开的外国党代表大会。斯大林把一百多名中共代表极机密地，不远万里地，耗费巨资地运来莫斯科，足见他对中共的期待有多高。
斯大林的中国路线由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向大会传达，一讲就是九个小时，让在座者屁股都坐麻木了。毛不在座。纵观他的一生，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离开他的地盘。
“六大”唱主角的周恩来作军事报告，说毛的队伍“有一些土匪性质”，意思是毛不大听指挥。苏联人对毛不放心，但是很看重他，称他为中共武装的主要领导人。确实，毛泽东是最成功地推行克里姆林宫战略的人。斯大林六月九日接见中共党领导人时说：战略就是组建红军。在苏联的“六大”代表都受到军训，具体的军事计划也制定出来。曾抢过银行的斯大林本人亲自负责给中共提供建军的假钞。
斯大林看好毛泽东。毛有军队，有根据地，又是老党员，在中国知名度也最高。当然，毛不听话。但正如斯大林后来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说的，毛“不听话，但是个成事的人”。而且，不管他怎么不听话，斯大林有办法控制他：毛离不开党，离不开莫斯科，离开了，他只是土匪一个。
于是，毛的要求完全被满足。十一月，中央通知到达，重新成立“前委”，由毛任书记，管辖朱毛红军。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在毛泽东的上升史上，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毛与党离心离德，与莫斯科离心离德，结果党和莫斯科是要啥给啥，他大获全胜。
6 制服朱德
1928～1930年 34～36岁
毛泽东一接到中央任命，就准备扩大地盘。国民党军队也要打来了。一九二八年六月，蒋介石打败了北京政府，统一了中国大部，建都南京，着手恢复秩序。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毛率领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朱毛红军经过一些变故，眼下有人马三千。
毛在井冈山住了十五个月，留下了一块千疮百孔的土地。中央巡视员杨开明向上海报告说，红军到来前，井冈山的农民“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
“自从红军到达井冈山以后，情形就大大改变了。因为红军经济唯一的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激烈的崩溃。”
毛走后，国民党军队攻下了井冈山。朱毛红军走时留下的伤兵病员和地方干部，落在他们手里的被机关枪扫死。被反共复仇的民团捉住的，不是剖腹、烧死，就是活活割死。即使这样的残酷，据当时对中央的报告：“房子烧了，群众首领杀了。但是一般群众并不十分增加对反动派的仇恨。”
井冈山原来的山大王多是本地人，毛走时他们留下，大部分都活下来了。一九三○年三月，袁文才、王佐死在共产党手里。莫斯科秘密命令中共这样对付这些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结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袁、王死后，余部逃进山里。奉命搜捕他们的红军李聚奎回忆说，他“亲眼看见当地群众对我们的行动很反感，而对王、袁的部队，则倍加爱护”。既在土匪又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的井冈山人，显然更喜欢土匪。土匪带来的灾难跟共产党比是小巫见大巫。
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未曾有一眼回顾，一丝惆怅。他兴致勃勃，跨着大步，跟随从们开着玩笑。他有理由轻快，莫斯科已全盘接受了他的要求。他一离开井冈山，苏军情报局长伯金就跟中国事务负责人米夫（Pavel Mif）开会，讨论苏联怎样“给朱毛具体援助”。这是第一次有记载的莫斯科专门讨论给毛军援。毛已名声显赫，报上都说他是“共党中最巨者”。
政府军在毛身后紧追不舍，一场鏖战中朱德的妻子被捕。她后来被杀，头由一根竹竿挑起，悬挂在长沙城上。在这样的险境中，毛却发动了针对朱德的权力斗争：离开井冈山不到两个星期，他取消了中央特别成立的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剥夺了朱德的军事指挥权，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
对中央，毛只字不提他夺了朱德的权。他写了一份又一份报告，字里行间透着自己如何像久旱盼甘霖一样渴望中央指示。三月二十日，他写道：“望中央将一般计划指示我们。红军应该怎样行动，尤盼飞速指示！”“六次大会的决议案非常正确，我们欢跃的接受。”四月五日，他又写道：“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毛是在讨好中央，希望他夺朱德权一事一旦被上海知道，会得到认可。
朱德没有反抗毛，也没有向中央告毛的状。他没有那么强的权力欲，也不擅长搞阴谋。朱德一时忍了下来。
三月，在对付国民党军队方面，毛的运气来了。尽管南京政府建立已近一年，但国民党内讧不断，有的政敌对蒋介石政府开战，追击毛的队伍被调去打政敌，放过了毛。毛兴奋地告诉上海说：“后卫距敌才一里……〔敌〕张旅忽然折回，盖湖南战事爆发”。毛得以轻松地拿下了闽西，包括首府汀州。这里的汀江航运繁忙，明清已出现了“上八百，下三千”的景象。四海商贾云集，欧洲大厦跟南洋小摊相映成趣。毛大打了一番“土豪”，丰富了库藏。他告诉上海：“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
红军没收了一个给国民党军队做军服的工厂，第一次穿上了整齐的军装。迄今为止，士兵们穿什么的都有，甚至有女人的裙装和天主教教士的神袍。新军装是灰色的，跟国民党一样，只是多了红帽徽、红领章。
守城的郭凤鸣旅长按毛的指示先被活捉，然后杀掉。尸体倒挂在一棵板栗树上，旁边站着毛，手指着尸体在万人大会上讲话。会后郭的尸体被抬着游街示众。作为与旧制度决裂的象征，市政府被一把火夷为平地。
毛把指挥部设在一座俯瞰汀江的雕梁画栋的楼房里，日子过得十分惬意。不久，好日子被一名不速之客给搅乱了。来者叫刘安恭，刚从苏联受军训归国，上海派他来当朱毛红军的第三把手。刘安恭发现毛挤掉了朱德，非常愤慨，说毛“抓权”，“书记专政”，“家长制”，“自成体系”，“不服从中央”，说朱德是“拥护中央派”，而毛泽东是“反对中央派”。
毛再也没办法对上海封锁消息了。六月一日，他第一次向中央报告，找借口说：他离开井冈山后，“每日行军或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但是，既然有理由，为什么在这之前他写的信中不向中央报告呢？毛自知理亏，想把这事遮掩过去，把这段话埋在有十四条小标题的洋洋长文的第十条中间，算是报告了，希望不引起上海的警觉。报告其他部分充满甜言蜜语：“最近得到中央及福建省委各种指示，真是意外的欣喜，睢 江西省委三年来不曾有一个字给我们……这种情形太不好了，请中央确知江西省委千万改正这种状态。”“请福建省委负责在厦门设交通机关，专任前委与中央的传达，设立机关经费，付上价值一万元的烟土”。
但朱德起来反抗毛了。他有了刘安恭这个同盟，再加上部队大多数人也站在他这一边。毛不得人心。他后来自己多次说：“我很孤立，只有二十八团的林彪支持我。”据陈毅给上海的报告，很多人说毛“太独裁，不民主，对党实行家长制，爱发脾气，会骂人”。对朱德也有些批评，但只是这样一些问题：“对士兵讲话时，动不动就说我们要扩大武装，可以打到南京去住洋房。讲到高兴时不自觉地把裤子拉到大腿上，有流氓习气，太不尊严。”
六月二十二日，朱毛红军的党代表们在福建龙岩举行大会，辩论朱毛问题，并投票选举。会上毛泽东被选掉前委书记，由陈毅接任，朱德重获军事指挥权。毛曾威胁说：“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一个班的兵力，还可以抵挡。”他的对手也早有准备：他们在会前把毛所有的跟班缴了械。
毛马上开始打迂回战，要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他计划先夺取闽西红色根据地地方政府“特委”的领导权。这块新开辟的根据地，是共产党所占土地中最富饶的，有一百二十五万人口和一支地方部队。毛对朱毛红军新领导说：既然被选掉，他不能留在红军里了，希望“到地方做些事”。没人意识到毛的动机。
毛躺在担架上离开了红军总部，跟着他的有妻子贺子珍和几名亲信。其中一个后来回忆说：“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扣留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这一小队人直奔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闽西根据地是朱毛红军打下来的，特委书记邓子恢是个听毛话的人，毛去之前就叫他准备召开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毛的打算是利用这次大会建立新特委，用计谋把跟他前来的亲信安插到关键职位上。毛没有任命权，闽西特委归福建省委领导。
到七月十日，五十多名闽西代表聚集蛟洋，会议按通知第二天开幕。但第二天没有开幕。据会后闽西共产党人向中央的报告：毛叫他们去“从事各项调查”，“费去一礼拜之久”。终于开幕了，毛又用这个那个理由，使“会场上耗费时间太多”，“自十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延长二十天之久”。毛在拖时间，以使代表们在“选举新特委”这项议程前不得不离开。果然，会还在不痛不痒地开着，国民党打来了，“大会不能继续下去，遂在二十九日以前闭幕了”，“会无结果而闭会”。
代表们前脚刚走，毛马上就指定了新特委，算成是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听话的邓子恢仍然居首，毛带来的人，一个当特委秘书长，一个当组织科长负责干部，一个控制地方部队。这几个人像毛一样是湖南人，都不会说当地话。
当闽西共产党人发现毛把他的人强加在他们头上时，非常愤怒，当时就对中央说大会是“极大失败”，第二年一有机会时又起来反抗，引起了毛泽东在闽西的一场血腥清洗。
还在开代表大会时，代表们已经表现出对毛的恐惧。给中央的报告说，会上“代表少发言。后来毛同志病了，大家争论极烈，得了很大进步”。代表们想要他们的上级福建省委派人来给他们做主，可是，蹊跷的是：“交通被捕，报告失落，致省委无人前来指导”。这种怪事已经不止一次发生，未来也将反覆出现：关键时刻，联络会按毛的需要莫名其妙地断掉。
一旦抓住闽西根据地，毛就着手跟朱德捣乱。他在朱德的队伍里有个同谋：林彪。林彪那时二十出头，是个孤傲不羁的人。他有三个特点吸引了毛。一是军事才能。林彪从小喜欢军事，后来上黄埔军校，在军旅生活中如鱼得水。他喜欢研究军事战略，在战场上屡显锋芒。二是他不守纪律。跟许多中共高层军事人员不同，他没在苏联受过训，没在严格的共产党纪律里熏陶过。部队里的人都知道，林手脚不干净，常私自留下缴获品，像金戒指等，还染过淋病。林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自尊心极强，绝对不能忍受批评。朱德作为上级批评过他，他对朱德怀恨在心。
林上井冈山后不久，毛就开始拉拢他，说的话都是顺耳舒服的，还单请林去演讲。毛、林从此建立了特殊关系。几十年中，毛小心注意不使林的自尊心受伤，让林凌驾于纪律之上。作为交换，在毛需要时，林总是十分配合。
第一次搭档是对付朱德。一九二九年七月底，国民党军队进攻。作为军事指挥官，朱德制定了作战计划，令所有部队在八月二日集结。但时间到了，林彪却不见踪影，他跟毛和毛控制的闽西红军待在另外的地方。这两支部队合起来差不多占红军（当时有六千多人）的半数。朱德只得率领一半的兵力反击国民党军。虽然朱德没受到太大损失，但半数红军不听命令，总不是个办法。在这种分裂的状况下，朱德指望中央给他拿主意。
这时党的总书记是没什么能力的向忠发，莫斯科任命他纯粹是基于他出身“无产阶级”，当过水手、码头工人。中共负实际责任的是周恩来，做决策的是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这段时期代表们大都是欧洲和美国的共产党人。直接管事的，一个是德国人叫爱斯拉（Gerhan Eisler），以后做过驻美国的情报长官。另一个是波兰人，化名瑞尔斯基（Rylsky）。这些外国人执掌着中共的财政大权，一分一毫都由他们说了算。他们的中国同事管他们叫“毛子”，因为他们身上的毛比中国人多。于是就有“德国毛子”、“波兰毛子”、“美国毛子”等。有个背有点儿驼的人叫“驼背毛子”。
这些“毛子”们透过周恩来发号施令。周后来以在外交舞台上风度翩翩而举世闻名，但真正的周是个强韧决绝、无情无义的执行者。他忠实地信仰共产主义，不惜扭曲个人人格。
周最早接触共产主义是在日本，那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不久，十九岁的他在日本留学。二十三岁时他在法国入了党，成为狂热的信徒，表现之一就是奉行禁欲主义。他是个美男子，女人们为他倾倒，他本人对美女也远不是无动于衷。刚到法国时，他常常发出这样的赞叹：“多么漂亮的姑娘！”他给国内的朋友写信说：“巴黎是美丽的……妇女也是动人的……”很快他有了个美貌的女朋友，他非常爱她。许多年后，在一次少见的坦率谈话中，他告诉侄女：“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周需要“能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人。“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就这样，二十七岁的周恩来与同样狂热而相貌平常的邓颖超定下了缺乏爱情的终身。
莫斯科看中了周，给他极其重要的任务：负责创建中共军队。一九二四年他被派回国，在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做政治部主任，秘密使命是在国民党军官里埋下红色代理人。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共后，周恩来组织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海岸被打散时，周正害疟疾发高烧，不时处于昏迷状态，嘴里还在喊“冲啊！冲啊！”几个同事把他抬上一叶扁舟，划往香港。风浪大，小船颠簸得厉害，他们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两天一夜才靠了岸。
周从香港去了上海，负责中共的日常工作。搞地下工作，他如鱼得水，跟他工作过的人称他为“天才”，说他脑袋后边都长着眼睛。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开中共“六大”时，他受到斯大林接见，在会上唱主角，一个人做了三个主要报告。中共的克格勃就是他在莫斯科指导下组建的，他本人亲自指挥暗杀队。
莫斯科很有眼力。周恩来是一个难得的行政管理家、杰出的组织者，具有一丝不苟的严格纪律性，对莫斯科的指示奉若神明。奇怪的是，像他这么一个能干的人，天性里却似乎又有奴性，无论主子怎么鞭笞他，他都甘心领受。在未来的岁月里，遵毛之命，他不断对自己口诛笔伐，无限上纲，用词之严峻，使听众都为他难过。
其实在毛之前，周已经表现出这种性格。一九三○年他遵命做过一次详细的自我批判，“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我自己亦将在党报上批评我这一有系统的严重错误。”次年，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一个显然看出周性格中有受虐倾向的“毛子”这样说周：“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周坐在一旁心甘情愿地听着。
无怪乎周没有做头号人物的野心。他自知没有制定纲领的才能，似乎需要有人给他发命令。这段时期曾在他手下工作的王凡西回忆周的弱点说：“在组织部的会议上，恩来的发言永远要占去全部时间的十分之九。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行政家，事务处理上简直有天才，说话的才能也显然属于第一流的；但和他共事一长久，有一点使我很奇怪，就是他一开口却不能自休。话说得有条理，却不能集中要点；有层次，却诸多反复。一些原极浅近的事理，同时听话的对象又只限于部里的五个干部（有时再加上他的太太邓颖超），他却会像对小学生教书似的，分析了又分析，解释了再解释，把一个报告往往拖长到七八个钟头，使听者倦极欲睡。”
周恩来直接处理朱毛问题。根据莫斯科驻华代表的指示，他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日给朱毛红军发命令全力支持毛泽东，说毛“绝对不是家长制”，擅自解散中央指定的军委也是对的：“用不着再组织军委” ，毛应当官复原职，刘安恭批评毛批评错了。刘被召回上海，不久死在战场。
毛泽东破坏党的纪律，党却给他撑腰，这是什么原因？说到底，正是毛的权力欲使斯大林对他另眼相看。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以中共的区区几千人要夺权，没有不惜一切的炙热的权力欲是无法成功的。
眼下斯大林也需要毛。那时正值“中东路”事件，中国政府收回了控制在苏联人手里的，横跨中国东北一千五百多公里的铁路。这条铁路跟它沿线的土地当时是外国在中国的最大租界。莫斯科大为恼怒，组成了一支“特别远东军”，一度曾入侵到东北境内一百二十五公里的地方。斯大林掂量着“占领哈尔滨、成立革命政府”的可能性，要中共里应外合，在中国内地给蒋介石政府制造麻烦。
周恩来写给朱毛红军的关于毛的信，一开头就讲中东路问题，要朱毛红军发展游击区域，扩大红军，“准备武装保护苏联”。十月九日，有斯大林出席的苏共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到“毛泽东活动的地区”，称之为发展游击战、帮助解决中东路问题的重要地区。斯大林没提朱德。
莫斯科支持毛还有个原因。斯大林的头号政敌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斯大林流放了他，但仍害怕他的影响力。托洛茨基在中国有一小群狂热追随者，正在争取陈独秀的支持。斯大林担心陈独秀会壮大“托派”的声势，担心跟陈有老关系的毛会跟陈走。
这一系列的考虑使莫斯科决定为毛撑腰。苏联的媒体此时醒目地宣传毛，《真理报》（Pravda）在“中东路”事件关键的几个月里报导毛不下四次，称他为“领袖”——用的字眼跟用在斯大林头上的一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中共领导人享此殊荣，包括党的总书记在内。
周恩来起用毛的信递到了朱德手里，朱德服从了，派人把信送给毛。毛住在山清水秀的村子六家坡，一幢两层的小楼，天井里长着一株热带风情的棕榈。他每天享用营养丰富的牛奶，一公斤牛肉炖汤，外带一只母鸡。他形容自己是“吃的多也拉的多”。
毛收到周恩来的信，却没有即刻回到朱毛红军去。他在六家坡又待了一个多月，给朱德施加压力。
跟毛住在一起的有贺子珍和一对忠实于他的夫妇：曾志和她的丈夫。毛跟年轻的妻子们不谈政治。两对夫妻在黄昏薄暮里沿着水草漂漂的小溪散步闲聊，从弯弯的小桥上看农民点着火把在溪里捉鱼，有的用网捞，有的用手抓。有时他们送给毛几条。毛爱吃鱼头，说鱼头能增强他的脑子。白天，毛常坐在窗前旁若无人地大声念英文，充满湖南腔，惹得朋友们发笑。念英文而不求长进，是毛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
朱德和同事们着了急，“迭函去催毛同志回前委”。但毛就是不回来。十一月底，朱德只好正式派部队去恭迎毛，毛这才上路。
毛马上给上海写信。周恩来如释重负，称毛“来信很积极”，“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毛不失时机地向莫斯科明确表态，跟“托派”划清界线，称陈独秀为“反对革命的分子”，提议“普遍地宣传”反陈。他主持作出反对托洛茨基的决议案。部队每天出操都要喊“武装保卫苏联”。
毛留下朱德当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长官，部队也继续叫朱毛红军，既满足了莫斯科希望团结的要求，又得以利用朱德在部队的声望为自己服务。朱德被压服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经常发脾气。俄罗斯档案记载：一九三一年二月，他对军事指挥官们发作说，他不过是“毛手里的玩物，没有任何权，毛只是耍他”。莫斯科没有伸出一根指头管管毛。朱在毛手下就这样干了一辈子，直至两人在一九七六年先后去世。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回到红军的消息在福建古田向全军党代表大会宣布。毛怕官兵反对他，耍了个小小的花招。他知道士兵最痛恨的是枪毙逃兵。当时给上海的报告说：“每次出发差不多都要枪毙些逃兵，摆在路上示众，但逃兵仍然无法遏止。”在古田，毛泽东提议通过一项决议：“不枪毙逃兵。”这使他大得人心。谁知几个月后古田会议的决议发表，这一条失踪了。毛已经坐稳了位子，这条决议也就束之高阁，逃兵呢，仍然被枪毙。
毛利用提出这条决议带来的好感，使其他决议获得通过，扫除他与绝对权力之间的障碍。一是职业军人的权威。朱德是职业军人，而毛不是，于是毛批判“单纯军事观点”，以破除这一权威。二是选举，对毛更不利，他就是被选掉的。他谴责这为“极端民主化”，取消了选举。
红军要求平等的呼声格外高，共产党的主要号召力就是平等。但毛喜欢舒适，生活难免不特殊。在井冈山时曾流行一句顺口溜，讽刺毛不跟士兵一道挑粮上山：“朱老总挑米上坳，毛泽东在后方‘打炮’。”毛发明了“绝对平均主义”这顶帽子，来压制这种声音。自古田起，特权在中共党内成为理所当然。
离开古田，刚满三十六岁的毛泽东志得意满，在马背上哼成一首词。“路隘林深苔滑”，是行军的写照。“今日向何方？”他问道。他已计划好了答案：这就去兼并其他红军。
7 杨开慧之死
1927～1930年 33～36岁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之后，着手让各地军阀交出军权，以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一批军阀顽强抵抗，一九三○年初，有几十万大军参加的“中原大战”一触即发。莫斯科决定利用这场大战帮中共建立全国性政权。周恩来三月离开上海去苏联讨论此事，带去红军的详细材料。当时红军共有六万二千七百余人，分散在八个省，编为十三个军，朱毛红军是最重要的一个军，近一万五千人。
周走后，中共负责人是李立三，毛泽东的湖南同乡、从前的下属。李立三的晋升得益于他善于组织劳工。他与莫斯科驻上海代表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夺取一大片中国腹心地带，包括像南昌、武汉这样的省会，要把红色政权的首都建在武汉。给毛的命令是攻打南昌。
讲究实际的毛泽东很清楚，不管国民党之间怎样内战，共产党也没有办法长期控制那些大城市。刚开始，毛对命令表示踌躇。但几天工夫，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特别积极起来。原因是他意识到，李立三的幻想给了他机会，使他能够兼并彭德怀统领的当时中国第二大红军。
彭德怀比毛小五岁，出生在离毛家不远的村子里。在未来的红色中国，他是第一任国防部部长，也是领导阶层中对毛最直率的批评者——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在毛泽东手里痛苦地死去。
彭的眼神里、嘴唇上有着很多磨难的痕迹。与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不一样，彭有一个悲惨的童年。多少年后，彭这样写道：“八岁时母死、父病，家贫如洗……四弟半岁，母死后不到一月即饿死。”“我满十岁时，一切生计全断。正月初一，邻近富豪家喜炮连天，我家无粒米下锅，带着二弟，第一次去当叫化子……我兄弟俩至黄昏才回家，还没有讨到两升米，我已饿昏了，进门就倒在地下。”
彭自尊心很强，再也不愿去讨饭。他年过七十的祖母于是自己去讨。那天寒风凛冽，雪花横飞，彭的祖母白发苍苍，一双小脚，带着两个孙孙（彭的三弟还不到四岁），拄着棒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彭看了，“真如利刀刺心那样难过”。那天晚上，他不肯吃讨来的米，一家人都哭起来。彭写到此时说：“每一回忆至此，我就流泪，就伤心……在我的生活中，这样的伤心遭遇，何止几百次！”
十五岁那年，彭家乡大旱，饥民成群。他参与了强迫一家地主粜米的行动，地主说没有米，彭爬上屋顶，将瓦推下，露出米仓。彭被告聚众闹粜，团防局前来拿办，他只得逃离家乡。一九一六年，他参加湘军，当上了军官。军官的生活内容之一是赴宴，每次总有年轻姑娘陪酒。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认识彭后，告诉他：她是家里遭了水灾被抵押到酒楼来卖唱的，不跟军官睡觉就要挨打。彭德怀凑了些钱，赎出这个女孩，从此拒绝参加酒宴。他逐渐为共产主义吸引，认为共产主义是为穷人找出路。
一九二八年初，彭德怀加入共产党。同年七月，他发动兵变，带着八百来人脱离了国民党军队。党要他跟井冈山的毛取得联系，十二月，他上了井冈山。他到来时毛正打算离开。大批国民党军队正往井冈山开来，毛需要有人守山，以显示他的根据地巍然屹立。
毛要彭留下，承担这个危险的任务。彭手下的人不情愿，说他们是来建立联系的，联系上了应该回去。彭说服了他们。他不愿意和毛对抗。国民党军队进攻后，彭和他的人在大雪中突围。彭事先已探明撤退的路，都是在悬崖峭壁上猎人出没的小径。
毛那时在闽西。一九二九年四月，彭前来会师。毛把彭当作下属发号施令，不让彭留在富庶的闽西，派彭返回满是断壁残垣的井冈山一带，“恢复湘赣边苏区”。彭默然接受。但是，中央从来没有明确地把彭划归毛指挥。一九三○年初，莫斯科和上海统一组编红军。彭的部队此时已发展到一万五千人，与朱毛红军相等，彭被编为与朱毛平行的一个军。彭深受部下爱戴，巡视员报告中央说：彭的部队“听从命令，遵守纪律，互相亲爱，作战勇敢，阶级的认识……信仰彭德怀个人也浓厚，如后方医院的伤兵病好后一定要回到五军〔彭军〕工作，如果地方党部政权分配他的工作终不愿意接受，就接受了也要怠工而且经常的要求到五军去，在五军开小差的还少”。
毛泽东一心要把彭的部队重新抓过来，但彭军远在几百公里之外，他鞭长莫及。中央命令毛打南昌，给他创造了兼并彭德怀的机会，因为彭离南昌不远。毛一路北上，直到南昌城外。他没有去攻城，虚晃一招后下令向长沙挺进。彭德怀刚于七月二十五日奇袭打下长沙，正在休整。
长沙是唯一被红军打下的省会，彭占了它十一天，司令部设在美国圣经学校。在那里他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宣布主席是中央的李立三，自己只做委员。彭的成功震惊了西方，尤其是华盛顿。七月四日，在向长沙进军的途中，彭的士兵在湘江上向美国军舰“关岛”号开火，打死一名美军水手，这是美国军队第一次跟中共交锋。八月六日，四个国家的军舰掩护国民党军队，把彭德怀赶出了长沙。
八月十九日，毛给上海写信说，彭的形势十分危险，“颇有牺牲与损失” ，说他决定放弃打南昌到长沙去“援助”彭。彭接到消息说毛朝着他来了，派人告诉毛，他不需要援助。但毛是推不掉的，反过来要彭去配合他打介于南昌、长沙之间的永和市。彭只得率部前往。
彭军到永和的当天，八月二十三日，毛立即宣布两军合并，成立第一方面军，毛自己当总头目（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仅是副总司令。为了得到批准，毛第二天函告上海说，两军的合并是为了再打长沙。由于武汉是中央梦想中的红色政权的首都，毛把再打长沙说成是建都的主要步骤，夸张地说他有把握“占领长沙、岳州，进攻武汉、九江……促进全国总暴动”。毛甚至说：“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并准备组织政权机关”。
其实，毛根本没有夺取武汉的意思，他知道不可能，就连再打长沙也不可能成功。彭一打长沙成功，靠的是出其不意，现在守敌已有准备。朱德、彭德怀也很清楚，他们反对二打长沙。但毛坚持要打。如果不打，他就没有理由要上海同意他与彭合并，把彭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在打的过程中，据苏军情报局中国站站长格理斯（Avgust Gailis）报告莫斯科：红军“伤亡惨重”，彭的部队伤亡比毛的多得多，“毛袖手旁观”。
三个星期过去了，毛撤销了对长沙的围攻，要带彭的部队走。彭的军官们坚决反对。他们不喜欢毛，不愿意做毛的部下。但是彭不希望跟毛发生内讧，说服了部队。许多人走得极不情愿，有的甚至想把部队拉走。这些人将在毛的血腥清洗中消失。
毛也利用二打长沙，全国报纸会大登特登的机会，把本来只统领一个军的自己，吹成全国红军及其根据地的领袖。八月二十三日围城开始那天，毛通电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指挥全国的红军和地方政权，自封为主席。
毛早在六月二十五日就发出过自封主席的两份通电。上海的反应是在八月一日宣布委员会主席是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但此时毛又再度自封主席，直接跟中央唱对台戏。
中央没有惩罚毛。莫斯科要在中国建立红色政权，需要权力欲强烈的领导人，而毛的权力欲是最强的。毛在抓权上既胆大包天又诡计多端，使莫斯科感到这个人确能成事。九月二十日，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被恢复了，莫斯科内定毛做中国红色政权的首脑。这个政权的首都如今定在红军最大的根据地——江西。
二打长沙的伤亡与失败，算在李立三的账上。李立三曾要苏联出兵帮中共建立政权，说这是莫斯科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像在“中东路”事件时中国红军有义务保卫苏联一样。但斯大林是不讲什么义务的，他甚至怀疑李立三想把他拖进中国来跟俄国的宿敌日本开战。他还痛恨李说什么一旦中国红色政权成立，外蒙古应该回归中国。十月，共产国际来令谴责李立三“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命令他去苏联。在那里，他动不动就在大会上被叫起来自我谴责，骂罪该万死的“立三路线”。之后他坐牢两年。“立三路线”这只替罪羊一直活在今天的历史书里，罪名之一就是二打长沙。
毛的二打长沙给他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这年，他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带着三个儿子就住在长沙市郊杨家老屋。毛离开他们整整三年了。
守长沙的国民党长官是坚决反共的何键。三年来他没有骚扰开慧，因为开慧没有进行任何共产党活动。甚至彭德怀一打长沙，差点儿打死何键，何也没有在开慧身上泄愤。但毛泽东又来二打长沙，何键极为恼怒，决心报复，在十月二十四日逮捕了开慧和长子岸英。那天正好是岸英八岁的生日。何键给开慧留了条活路：只要她公开宣布跟毛脱离关系。开慧拒绝了。她死在十一月十四日这天。次日，湖南《民国日报》以一个可怖的标题报导了她的死讯：“毛泽东之妻昨日枪决，莫不称快。”这仇恨的对象显然是毛。
行刑人后来在中共牢里的口供，揭示出开慧生命的最后时刻。赴死前，她穿着青裤青鞋，青长旗袍，被带进军队司令部的“法庭”。法官桌上放着一支毛笔、一瓶红墨水、一张写着她的名字的押签。法官草草问了几个问题，就拿起毛笔，蘸着墨水，在押签上画了个勾，把押签掷在地上。这是传统的签署死刑判决书的方式。两个行刑人把她的长旗袍剥了下来，算作他们的额外收入，外加衣袋里一张手绢包着的两块五毛钱。
在冬天的寒风里，没穿外套，年仅二十九岁的开慧，被绑着押过长沙的街道。路上，一个军官下令给她叫了辆人力车，士兵们在两边小跑。刑场在城门外，四下是一片荒坟。行刑人开枪后，把她的鞋脱下来扔得远远的，怕死者的魂魄追着他们索命。
行刑人回去吃午饭。饭后听说开慧没被打死，他们中的七个人又回去补枪。他们看见她脸朝上躺着，在极度痛苦中，手指深深地戳进了冻硬的土地。
亲戚们把开慧的尸体运回故乡，葬在老屋的后坡上。岸英被释放了，一九三一年初，毛的大弟泽民帮助三个孩子去了上海，由中共地下党照顾。
毛听到开慧的死讯后，流露着真诚的感情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他经常谈起开慧，尤其到了晚年，把开慧当作他一生最爱的女人。他所不知道的是，爱他的开慧，早巳摒弃了他的主义。
从毛抛下她到死，开慧写了八篇文章，述说她对毛的爱，反思她的信仰。她把这八篇东西用蜡纸仔细包妥，藏在老屋里。一九八二年维修房子时在墙的泥砖缝里发现七篇，第八篇于一九九○年再度修缮时从她卧室外的屋檐下霍然露出。
毛没看到它们，世界上也没几个人看到它们。这些文章大部分至今仍被捂得严严实实，有的连毛的家人都看不到。在开慧的笔下有她对毛强烈而宽容、偶带责备的爱，有被毛遗弃的痛楚，有对毛忍心抛弃三个儿子的伤怨。这些情绪在她最后一篇文章里表现得最为明显。
那四页字句是在一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写的，在春节前两天，团年的时刻。开慧沉浸在毛走后的日子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写的句子不连贯，大多没有标点，思绪到哪笔到哪。
这一篇中有些是我们看过遗稿后追记的，某些词语可能有误，记不清的以省略号标出，有的标点符号是为了清晰而加。
几天睡不着觉
无论如何……我简直要疯了
许多天没来信，天天等
眼泪……
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
我想好像肚子里有了小宝
简直大伤心了，大寂寞了，太难过了
我想逃避，但我有几个孩子，怎能……
五十天上午收到贵重的信
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
一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
他丢弃我了，以前的事一幕一幕在脑海中翻腾，以后的事我也假定
……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
他是很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
不至于丢弃我，他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普通人也会有这种情感
父爱是一个谜，他难道不思想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
是悲事，也是好事，因为我可以做一个独立的人了
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
只有母爱是靠得住的，我想我的母亲
昨天我跟哥哥谈起他，显出很平常的样子，可是眼泪不知怎样就落下来了
我要能忘记他就好了，可是他的美丽的影子
他的美丽的影子
隐隐约约看见他站在那里，凄清地看着我
我有一信把一弟，有这么一句话“谁把我的信带给他，把他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天哪，我总不放心他
只要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子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累死才休
他的身体实在不能做事，太肯操心，天保佑我罢。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能力，他的聪明，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
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
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
我怎怎都不能不爱他，我怎怎都不能……
人的感情真是奇怪，三〔王？〕春和那样爱我，我连理也不想理他
我真爱他呀，天哪，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吧
开慧文稿中有几篇是写给表弟“一弟”杨开明的。杨开明一九二八年六月作为中共巡视员去井冈山，开慧请他带给毛一罐毛爱吃的辣豆豉。毛没有回信。一九二九年三月，湖南《民国日报》报导朱德的妻子被杀，头挂在长沙市街上。开慧产生不祥的预感，给“一弟”写了封信（注明“没有发去”），通篇是她的孤寂无助：
“一弟：亲爱的一弟！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好像永远不能强悍起来！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栗而且寂寞，在这个情景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你如是乎在我的心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仁秀，也和你一样——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田里，我常常默祷着：‘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呵！’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
开慧丢不开她的孩子们。显然对毛不寄任何希望，她把他们托付给“一弟”，托付给靠得住的毛的大弟泽民：
“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这一个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经病？不知何解，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
从报纸上，开慧不时看到毛的消息。毛被称为“共匪”，“焚杀劫掠于湘东赣西之间，惨毒不堪言状”“屠杀之人民，焚毁之房屋……猖獗异常”，等等。也有报导说毛被赶出了井冈山，“处此三面包围之中，万无生理”。
开慧揪心揪肠地盼着毛回家来，写出下面八行字，婉转哀告：
一九二九年古历四月初八 寄一弟，没有发去
你现在是〔原文不清〕热爱的情人，
你许给他归来，归来。
我看见老人的心已如火焚了！
归来哟，归来哟！
伤心的别离，它的结晶品，凄凉，寂寞，已渐长渐大了！
希望你呵，带一点消息回来！
这一颗心，你去〔原文不清〕，比火焚多少？
归来哟！归来哟！
不久，“一弟”来信了，说毛将去上海（中央命令他去）。这意味着她可能看到毛了，开慧欣喜若狂。她立即给一弟回信：
“一弟：接到来信，万分喜慰。其实我是一个最能达观的人，并不忧苦得怎样利害，不过总有点难忘的感情，一时一时像暴风一样的来了，一些时又去了，大体是平静的……”
思绪一下子飞到毛身上，毛也许不会去上海？去了上海会不会不安全？“他未必能来上海罢，我倒愿意他莫来上海哩，我又要不放心了呵，天哪，不谈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她逐渐明白毛不会去上海，见毛只是梦想。开慧提笔给毛写信，但改变了主意。标题“寄爱 没有发去”一行字下面的话被她撕去。她另外写了一篇回顾：《六岁到二十八岁》，于六月二十日写成。显然，她想用间接方式把自己的心展在纸上给毛看。主题除了她对毛的爱，就是她对暴力与残酷的厌恶。
一开头，开慧写自己的童年：
那时候我是同情牲畜类……每当晚上上床睡觉，这些惨影，如杀鸡、杀猪、人死，在我的脑际翻腾起来，那真痛苦！我现在还完全记得那个滋味。我的哥哥，不但哥哥，许多小孩都是一样，我完全不能了解他们。为什么？他们能够下手去捉小老鼠玩，蜻蜓玩，完全把它做一个不知痛痒的东西待遇。
不是舍不得我的母亲去受那样的痛苦——看见我死的痛苦——不是有这一个有力的牵绊，那我简直没有生活下来的可能了！
随即开慧告诉毛她为什么参加共产党：
“我很想寻出一个信仰来……那时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我忌恨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我热天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穿大布衣。这个时候，大约是十七八岁的时候。”
这时的她爱上了毛，毛把她带入了共产党。如今，她怀疑她的信仰了。这篇回顾是这样结尾的：
现在我的倾向又入了一个新时期，我想在学问里头，得到一些滋润物，把我已枯的生命，灌溉扶持起来！或许能有一个新的发现，或许有一天我要叫着，我从前的观念是错了！
唉！杀，杀，杀！耳边只听见这种声音。人为什么这样狞恶！为什么这样残忍！为什么呵！？我不能去设想了！我要一个信仰！我要一个信仰！来一个信仰罢！！
一九三○年二月，“一弟”杨开明被捕枪决，埋在老屋后面。几个月后，开慧也走上刑场。毛泽东围攻长沙时，没有做任何努力把她跟孩子送走，或者提醒提醒她。这其实很容易办到：开慧的家就在毛去长沙的路上，而且毛在长沙城外待了整整三个星期。但即使是这样的举手之劳他也没有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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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俊战友：文章很好，我们这个年龄大都热爱毛主席，经过部队锻炼，更增加了对毛主席的热爱和了解，喜欢看有关毛主席的书籍，你文章提到毛主席的卫士权延赤应为李银桥，权延赤是作家，通过李银桥之口写过《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
韩建海 发表于 2013-1-21 10:29 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国俊战友：文章很好，我们这个年龄大都热爱毛主席，经过部队锻炼，更增加了对毛主席的热爱和了解，喜欢看有 ...
谢谢你建海！
权延赤的确是作家。曾经与李银桥合作写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并引起一场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