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学贵 发表于 2013-7-29 17:22:42

敬仰和追悼革命先烈,跟随其足迹前进

敬仰和追悼革命先烈,跟随其足迹前进
————献给解放军86岁生日
我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敬仰,悼念的心情,于5月16日11时24分,在江油市火车站乘K9392次快车,前往川陕革命根据地——“通南巴”红色根据地。火车到达终点站—巴中市已是19时了。天一直下雨,给我心灵增加了几分沉重怀念和悲痛悼念革命先烈的心情。住宿、晚饭后,激奋的心情趋使我,撑着伞冒雨步行欣赏市容。同时,想起了1997年秋天,江油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昌信,副主任邹仁礼、副主任陈新江率领江油市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机关干部,一行十余人乘两部小轿车、一辆马斯达面包车去巴中市考察、学习、交流人大工作的经验。东道主巴中市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和机关同志,对我江油市人大一行大方盛情的接待、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各级人大,对我本级“一府两院”(即人民政府、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实施法律监督,实施工作监督的深动事迹历历在目。我一边走一边看,确实这十余年来,巴中市在共产党市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将一个农业县城般的地级市,建设成现代化城市。确实变化巨大,宽阔的马路,亮化的街道,到处是高楼大厦,行人也多,次序井然,百姓的精神面貌极佳,各方面今非昔比,真是飞跃发展。我不自觉的溜达到了红军广场,天,仍然下着雨,广场上仍然有市民在活动,显得很有生气。我回到旅馆我继续找熟悉通(江)南(江)巴(中)红四军革命史遗址的人调查,所获资料不多。我已经感觉劳累了,洗漱 一番,想早点休息,我倒在床上毫无睡意,我开始规划川陕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游览计划:明日(5月17日),视公交车情况,决定去旺昌县的木门红四军重要会议原址。或者去南江县参观红四军的遗址兼游览自然风光,再去巴中转车去通江(系重点)。再取道阆中市回江油市。至此,仍无睡意,我开始回忆,和额要梳理我党、我军的革命史:
一、 敬仰革命先烈丰功伟绩。
1、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胜利了,中共失利。
1924年至1927年四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也有称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下,在国共两党共同遵循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指导下,国共两党努力创建革命军队,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发动了大规模工农运动,举行了北伐战争,这在我国历史上,掀起了空前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斗争。中共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断总结革命中的正反两面的经验,提出了新民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而国民党内的蒋石一手策划中山舰事件嫁祸共产党人;此外,蒋介石一手制造4.12反革命政变,大势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汪精卫相继叛变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和孙中山既定的国共合作的政策,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政变,严重的破坏全国人民和国共两党的根本利益,葬送了国共合作和第一次大革命。痛定思痛,究其原因:
    (1)、中共实属幼年起步期间,选定国共合作方针是正确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但是,忽略了合作中的独立性,缺乏对国民党右派消极性的预防和斗争,无形中孳生了右派嚣张气焰;当国民党右派反目时,我党毫无反制国民党右派的措施,造成我党重大损失。
    (2)、在北伐战争中的中共党员,以党性各自为战其表现极佳,在国共两党合作中,党中央允许北阀中的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以利工作。但是。却忽略共产党在北阀战争中建立中共党的组织,因而,党员的力量难以形成合力。党缺乏向心力、凝聚力。对国民党中的右派言行揭露与斗争不力,没有反制机制。                           
    (3)、在北伐战争中的中共党员,没有实际控制军队的指挥权,当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没有实力应对。使好端端大革命的胜利的成果,被国民党右派所窃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政权的建立,施行残酷的反动统治,大量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其教训是深刻的。
2、跟进先烈足迹,熏陶、践行其品德
      2013年5月17日早上7点闹钟将我唤醒了,天仍然下着雨。一切收拾停当。到了车站,巴中无去旺昌县木门的公交汽车。只好去南江县。一路风光甚好,但红军历史遗迹少,提不起游兴。当日16时许,到了南江县,晚上在南江县工会宾馆住宿,据悉,该县只有光雾山风景区,是红四军多年战斗过的地方,但其遗址很少。18日晴,我乘私营面包车到达光雾山地区。沿途崇山峻岭,公路沥青路面,其安全设施、导航设备全备,私家车颇多。往返汽车在大山间升降、盘旋,好相在云里雾里一般。其景致优美,空气新鲜,时有潜艇在大风浪水下使用柴油机航行,供气口时时被大浪压迫,供气艰难,仓室缺空气呼吸困难的感觉。时有耳痛、高山反应,只要做口水吞咽动作,就会迎刃而解了。据了解光雾山桃园景区,由焦家河、寒溪河、燕子崖、普陀村、万字格、巴山游击队纪念馆组成,幅员235平方公里。主要是,奇特的咯斯特峰丛地貌,和秀丽的峡谷风光景观特色。焦家河水西流,绝壁如画;燕子崖秀峰林立,满目奇观;寒溪河清冽幽深,碧潭株连,;普陀村青山环抱,古朴典雅;万字格地质奇特,洪荒神秘;巴山游击队事迹感人,可歌可泣。我除步行游览了古栈道外,其于景点有旅游车伴送。我还参观了地质博物馆。此地,宜度假避暑养生。尽管如此,我仍然倾泡在追述我党、我军历史的回忆中, 其游兴不大。晚上,仍然住住宿南江县工会宾馆。
2013年5月19日,南江县没有去旺昌县木门的公交车。只有从南江县乘车,经巴中市汽车中转通江县,当日17时到了通江汽车站,住进附近宾馆。晚上,游览县城市容。偶然听见有人在我侧后招呼我。回头看时,原来是在光雾山同车游览人李老师,此人以东道主甚情给我介绍浏览通江名胜古迹及其方法,因他有事十分歉意骑摩托车走了。5月20日一早,我乘通江县开往沙溪镇的公交车。当车到王坪村岔道口下车,无车可租,正准备步行去十里开外的王坪村时。同车有一位姓孙的陵园女工作人员身着便装。听我说去王坪村红四军烈士陵园拜叩、悼念革命先烈。她主动约我同行。当我们步行到中途有三个牌子的安全区时,来了一辆私人面包车,向我们问路。小孙告诉他们,她是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该车邀请我们上车同行。我们一同到了陵园办公处。小孙说,“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位于四川省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原来西北山坡上是红四军总医院的遗址,于1934年开始建立的《红军烈士寞》和一坐石质寞碑。寞碑由寞帽、碑身、碑座组成,高3.78米,正面上刻有镰刀、斧头,下刻“万事光荣”、“为工农而牺牲”、“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寞” 、“是革命的先驱”,其碑坐上倒刻三角图案,内有五星和花卉图案。寞碑正后方是“红军烈士集寞”,共收硷7823名红军烈士遗体安葬的基础上,又于1985年和2002年两次扩建并更名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其景区面积35平方公里。核心景区402平方公里。景区分为五区一环,今天只游览烈士陵园”。该陵园景点分散,膳宿民营较多。小谢为我安排了膳宿,并约我们当日14点钟在“铁血丹心”广场会面。下午我提前到达观看,该广场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主题雕塑耸立在广场中央,气势宏伟,长19米,宽3.2米高7.8米,由19名石刻人物组成,生动地展现了,当年苏区群众送子参军、支援前线、红军将士与医务人员战地救护、英勇杀敌的场面。其雕刻艺术构思深动,栩栩如生,其雕刻艺术精湛,百看不厌。这时,小孙身着绿色预备役军装,洒爽英姿,十分秀丽到了我面前,为我们导游。由她陪同沿着长425米,最宽35米,最咋12米大道上有九个纪念平台,341步梯,两旁绿树成荫,有川陕革命根据地行政区域图地雕,沿着建设壮大川陕革命根据地浮雕的石阶步行而上,高大雄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的六柱五门汉白玉大牌坊展现在我们面前。此牌坊前后,左右均有烈士坟寞,或者白色的寞碑标志非常高雅、壮观。其中间有一石刻忠诚雕塑非常深动感人。我就在这里将我买的白菊花20元一束,庄重的向烈士陵园正前方、和左右两侧的英烈顶礼三拜。我再上行,一座石刻“川陕忠魂”寞碑,由下向上看高入云端。左侧青山上刻有“红军精神万岁”六个白色大字,十分醒目,刚劲有力。再往上行 就是雄伟、高大,具有川东民居风格建筑,上刻“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纪念馆” 该馆占地面积三千平方米。分设七个展厅:1、辉煌征程;2、战地血花;3、忠魂千秋;4、铁血丹心;5、英烈忠魂6 、丰碑永成存; 7、将星璀璨。上述展厅运用历史文献、文物、图片、图表、油画、雕塑、场景、和幻影成像的有机结合再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将士伟大的革命实践、伟大的革命情操,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高尚的思想品质。对我的教益匪浅,值得我永远怀念,继承发扬光大。
2013年5月21日晨5时,乘小孙给我联系的民营面包车回到通江县城。上午游览“列宁公园”。该公园坐落在城区的一坐小山包上,面积不大,绿化甚好,休闲的玩耍的人很多。远处看见一坐白色四拄三门古建筑牌坊,两层屋檐,每层各有四个向上翻起的有花纹的屋角,每层盖有青灰色小青瓦,中间有一白色匾额,上书写,由右向左横读的“列宁公园”四个大字,竖署名:魏传统何其人也?据考证,魏传统同志是四川达县人,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四方面军第33军政治部秘书长,西路军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干部教育科科长,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政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曾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享有盛誉的诗人、书法家。该牌坊外左右各有一坐石刻大狮子张着大嘴露出獠牙,尾蹲、前爪直立,显得威武壮丽。沿此牌坊门宽大的石梯上行。向右转右侧有一指路标志,指明,可向左、向上、向右。向左(前行)去“红军标语墙”一排平房的墙上镶嵌石刻,和用毛笔书写于墙上的许多宣传标语、口号、文件等,由此向上方,是张国焘办公和休闲的一座两层小楼。向上,是上山开阔石梯,有多个古乡古色彩绘凉亭,共人休闲纳凉,山涧有多条环山通道通行。上山顶,有办公用房及活动场所,活动人群较多,很有生气、很有品位。有多条路可以下山;标志所指向右(后方)可去“题词留言廊”。山脚下进列宁公园围墙小门,就是红四军总指挥部纪念馆的通道。在公园里结识已退休警官,他主动为我开此小门。事有不巧主管人不在,未能超近道遗憾。
后来,我找到红四军总指挥部纪念馆大门。其住址四川省通江县诺江镇文庙街29号。看见由不锈钢制造的火炬,在其广场中央,火炬像征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看见一座四合院,大门上高悬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同志提写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纪念馆”金色大字的匾额。由此进门看见一座古“文庙”又称“学宫”。 其建筑群气势疑重,馆内树木参天,花草葱郁,环境幽雅。据一位退休的群众说,1932年红四方面军解放了通江县后,将“文庙”作为红四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驻防到1935年红军撤离为止。1949年再次解放。县人民政府设定该“文庙”为通江县人民医院用房。文革期间由于医院在此,幸免了造反派的破坏。1988年1月,国务院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医院迁出另建新院舍。将该“文庙”整修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一进该馆大门,首先,看见总指挥徐向前身着红军制服,衣领上挂着两面红领章。体叟,头戴有五星的八角军帽,腰间系着腰带并佩带小手枪,双腿上打着绑腿,脚穿便鞋,站在一块方型平台上。两眼平视前方,左手拿着望远镜,右小臂背在身体后面,神情自信,胸有成竹,足有大将风范,在观察敌情,指挥千军万马对敌人作战。徐总指挥身后是原“文庙”正殿,其上方一匾额上书《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陈列馆》。其展馆设在左厢房、正殿和大门那排房内。我参观后认为,该馆以“巴山峰火”陈列,以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的重大活动为主线,利用历史文献、文物、标本、图表、图书、灯葙 、油画、雕塑、场景和声像多媒体有机组合,通过局部复原和辅助陈列,集中展现了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至1935年间,红四方面军“总部” 设在通江县文庙内,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和曾中生、王树声等领导同志在这里运筹于帷幄,胜利地指挥了一场场欲血战役、战斗,创造了全国第二大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 ,为 红四方面军战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写下了光辉篇章。和苏区人民无私奉献的史实,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缔造、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人民的丰功伟绩。值得人们敬仰,值得世代传承、发扬光大,值得世世代代歌颂。我继续回顾先烈丰功伟绩:
      ( 续发下文)

石学贵 发表于 2013-8-7 23:22:41

中国革命事业没有先烈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必定胜利的伟大理想,人们就不会忘我的工作,人们就不会忘我的抛头颅洒热血献出自己的青春,才会为革命献出自己的子孙。所以,我们永远的敬仰、怀念、学习革命先辈的高尚品德,把先烈未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石学贵2013年8月7日

石学贵 发表于 2021-5-13 16:01:20

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1927年8月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也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者称十年内战。这十年,是我党、我军艰幸万苦奋斗的十年,是与我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十年,也是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十年。石学贵认为这个十年确定了中国的革命的走向。
      1、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党重视创建革命武装和军内党的组织建设和建立红色政权。 
       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屠杀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楷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临时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成等同志,组织领导了总兵力三万人,于1927年8月1日,在 江西省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用革命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第一枪,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后来中央决定“八一”这一天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南昌起义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惊恐,调集重兵围攻南昌起义军战到8月6日,撤除南昌城,取道赣南、闽西向广东进军,沿途打了不少胜仗,先后占领了瑞金、会昌、潮洲、汕头等地。于10月初,在潮洲地区,遭国民党重兵围攻损失严重。剩余部队突围,一部分到了海陆丰开展游击战争;另一部分部队,由朱德、陈毅率领,沿闽粤赣边界退至赣南,继续坚持斗争。
      1927年87会议以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于同年9月9日 ,组织领导湘东、赣西农民秋收起义,后将起义军整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向罗宵山脉中段进军。在江西永兴县三湾村对部队改编。在部队中建立了中共各级党组织,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同时,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连队建立士兵委员会。三湾整编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为后来,建立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十月初,部队进驻井冈山地区,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陈毅所部与毛泽东所部会师井冈山。向世人宣告革命低潮即将过去,中国革命将从城市战略转移向农村,点燃了农村包围斗争的烈火。
 同年12月11日,根据中共指示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同志领导的广州起义,叶挺为工农红军总司令。参加起义的武装力量,以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广州工人赤卫队,共约六千人为主力。经历两小时激战,占领了广州绝大部分地区。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剩下的一部分武装由徐向前等率领一部分到了海陆丰开展游击战争;一部分去了广西右江地区,,还有一部分去了韶关加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剩下的部队。
      盘点我党组织和领导全国百余次武装起义,由于缺乏经验,多数遭到不同程度坐败。其余部坚持斗争,或者投靠我成功根据地坚持斗争。
中共87会议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总方针,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我党的主要任务。
从此,我党重视抓枪杆子,开创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在实践中,究竟人民军队怎么建设,怎么发展、新生政权如何巩固等问题,毛泽东同志先后写出具有指导性的文章。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和为(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章。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中,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
红军打仗消灭敌人以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任务。所以,红军在正确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和根据地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五次派重兵围剿红军,妄图将新生的红军和红色政权消灭。 
     2、五次反围剿,我军四胜一败。
      蒋介石于1930年11月,派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又以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调集10万人的兵力,以“兵分八路,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方针,对只有4万人的 红军围剿。对此,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制定“诱敌深入”、“中间突破”的作战方针,歼敌18师的师部和两个旅,并活捉前敌总指挥张辉瓒,歼敌9千余人。红军乘胜追击敌人,在东韶歼敌谭道源半个师3千余人,向世人宣告: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2月,国民党蒋介石派军政部长兼江西省南昌行营主任、兼陆海空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调集20万人的兵力,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敌分四路,大举向只有3万红军围剿。在朱德、毛泽东指挥下,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同年5月16至17日歼灭敌人一个师又一个旅。接着由西向东横扫,连续取胜。从5月底,红军横扫7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出马,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30万(人)重兵,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分兵由北向南,由东向西,强压红军在赣江东岸,妄图将3 万左右的红军消灭。我红军采取“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由闽西北,绕道千里,回师赣南的兴国集结。红军、由兴国向东绕过敌人40里空隙地带,于8月7日至11日,在莲塘、良村、黄坡,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歼敌两个师又两个团。此时,国军急调其主力转头向东。企图消灭红军在黄坡地区。此时,红军主力在20里大山穿越,又回到兴国集中休整半月,以养精储锐。等待国军再次调头扑向红军时,遭到红军对疲惫不堪的国军痛击。敌人只好退却。红军乘胜追击,歼灭敌一个旅,9月15日,歼敌一个师的大部。历时75天,红军歼敌7个师,17个团,毙伤俘敌3万余人。缴获枪支2万余支。彻底粉碎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各根据地、和白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向世人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形成了,以瑞金为革命中心。
      1932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豫、鄂、皖、赣、湘五省“剿共”会议。蒋介石在会议上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国策”。此次会议确定了第四次围剿计划。同年八月,敌人首先以主力向鄂、豫、皖苏区发动进攻,由于张国焘(张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被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的估计国民党已临近崩溃,围剿军是偏师,则下令红四军“坚决抵抗”虽经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地抵抗,而打了多次胜仗,仍未扭转被动局面。同年十月, 红四军除留下红七十四师和红七十五师及各独立部队编成红二十五军由沈泽民负责坚持游击战之外,其军部和主力红十师、红十一师、红十二师和红七十三师均取消各军番号,12月主力1.5万人离开鄂、豫、皖苏区,转移陕南,,经过两个多月的转战,进入川北地区,乘四川军阀混战无暇应对之时,红四军先后攻占通江县、南江县,巴中县开创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后面专章叙述)

 同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排斥了毛泽东对苏区的党和红军的领导,取消了毛泽东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职务和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此时,中共临时中央迁到苏区。
      同年冬天,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方针对苏区发动围剿。这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由红军总政委兼一方面军政委周恩来和红军总司令兼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作战。在总结了前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集中兵力、和大兵团伏击战。于1933年2、3月间接连取得黄坡、黄坡战役的胜利。这几仗歼敌3个师俘敌1万9余人,缴枪支1万余支,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9月,蒋介石经过半年的准备后。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并总结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亲自挂帅,自任总司令,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统治,军事上,改变了长驱直入的做法。采取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战术,强压缩苏区,找红军决战,以求消灭红军、摧毁革命根据地。
面对敌人的围剿,红军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和苏区发展的实力,完全有可能战胜敌人。但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導致第五次反围剿惨重失败。石学贵究其原因:
   (1)、中共中央还处在幼年时期,还没有找到,和形成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核心。
   (2)、排斥对苏区创建,和对红军建设、发展、壮大、作战有贡献的毛泽东,至使四次、五次反围剿失利而丢失苏区根据地;
(3)、中共中央先后出现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为代表推行一条左倾冒险主义关门路线的干扰。造成了第四次反围剿部分失利,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造成白区党组织遭到重大损失。使中共党组织被破坏,使许多中共党员被逮捕、被杀害。
     (4)、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党组织缺乏完全的独立性,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影响、干扰很大。例如:中华“苏维埃”、中国工农“红军”有嫌蹈习别国的称谓。凡是中共派去共产国际,或者从共产国际、乃至从苏联回国的人,其党内的地位自恃优越(厚)。也以为他们取到“真经”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建议视之为“圣旨”,不结合中国国内的情况,照搬照套,那有不出错的,哪有不失败的。一个外国军事专家,不十分了解中国党、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却成为我党、我军“太上皇”有时驾凌中央。从而造成我党、我军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3、实践证明毛泽东路线是正确的,确定为领路人。
       实践锻炼人、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真智慧在实践中,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我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葬送了生气蓬勃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实践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我共产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者造成第五次反围剿惨重失败。丢失了中央苏区根据地,红军八万人锐减成三万人,被迫长征的惨痛教训。人们痛定思痛,想人民军队的创立、发展壮大,根据地的创立、发展、扩大、兴旺,到我们第五次反围剿惨重失败,红军大量减员。丢失了中央根据地,红军被迫长征的惨痛教训。人们在胜利和失败的比对中,使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农红军全体指战员认识到,需要选举一个正确的领导,革命才有出路,革命才有前途。
  在这种情况下,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此次会议清算了博古、李德一系列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 推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认仍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工作。后来中共中央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负责军事。不久,又组成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行动。遵义会议后,我党独立自主的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当时面临的迫切军事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这是我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党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北上与在四川的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调动重兵层层设防前堵,后追企图消灭共产党及红军。我党中央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突破乌江进逼贵阳,直入云南,弄的敌军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红军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敌军围追堵截。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消灭红军于川滇黔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决定性胜利。
      4、红四方面军与川陕革命根据地。
   (1)、红四方面军的前世今身 。
据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我军史上同期有3支部队曾经称谓“红四军”。
第一支是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第二支是贺龙领导的湘鄂西红四军。
 还有第三支红四军。我这里所说的红四军,则是.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的红四军。   
该军在第四次反围剿由于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害得鄂豫皖根据地的丧失,被迫战略转移的深重教训。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团。红军第四方面军是在1931年10月底,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军整合组建。11月7日,在湖北省黄安县(现为红安县)七里坪村建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 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实际领导权由张国焘控制(张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两个军。第四军军长为徐向前(兼), 政治委员为陈昌浩(兼);第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政委为王平章。原红四军军部,改为红四方面军总部,原两军所辖各师归总部直接指挥。总兵力3万余人,时为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在1931年12月下旬,其攻克鄂东重镇黄安获重大胜利后,《红色中华》报道中即称红四方面军为“红军第四军团”。军史记载,此时在鄂豫皖苏区活动和取得上述战绩的红军非四方面军莫属,故红四军团即是红四方面军无疑。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击败川军的三路围攻,力量迅速发展,遂将所辖四个师升格为军,依次改编为红四军、红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长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和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又将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副军长罗南辉),共辖5个军,总兵力达8万人。1933年10月至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再一次击败以刘湘为首的川军的六路围攻,歼灭大量川军部队,并缴获众多武器物质,大大充实了红四方面军的实力,使川陕苏区到达顶峰时期。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杨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毛泽东”(署名)。所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并称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 
    (2)、红四军不愧为三大主力之一。
    长期以来,在人们脑海中,只知道张国焘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推行左倾路线造成红四方面军重大损失,和丧失鄂豫皖根据地的惨痛教训;在长征中张国焘另立中央、企图消灭中央红军,在此同时,西路军受西北军阀马步芳、马传奎阻截,在后无援兵,几乎全部被消灭。其剩余436人由李先念带到新疆被军阀盛世才缴械。后被党中央救回;
人们却忘了1937年8月,红四方面军余部近2万人和红29军等整编为八路军第129师,从而红四方面军结束了艰苦的历程。
后来,张国焘不思悔改叛逃投敌的罪行激发了人们的憎恨,同时也给红四方面军蒙上了一层阴影。由于历史上左的路线影响。没有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并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行为,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完全区别开来。人们知道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在中国革命中做出的卓越贡献。但对红四方面军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业绩宣传不够,人们知晓红四方面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甚微,似乎有所淡化。为了使人们增加对红四方面军功过的正确认识,我选录了部分历史质料,以彰显革命先辈的革命功绩,以正视听。鄙人只求加深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功绩的了解,加深对革命先辈的敬仰和崇敬,别无它图。
一是、粉碎田颂尧的“三路围攻”。
1932年12月15日,红四方面军在陕南西乡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趁四川军阀刘湘和刘文辉在川西混战、川东北地区兵力薄弱之机,向川北进军。12月18日,红四方面军先遣部队进至两河口,20日部队进驻通江。
   1933年1月28日,田颂尧接受国民党蒋介石任命,宣誓就任“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将他在川西参加军阀混战的部队调回川北,部署对川陕苏区实行三路围攻。田颂尧的29军辖5个师及军师独立旅,共60个团,他投入三路围攻的部队30多个团,约3万多人。2月12日,田颂尧发动三路围攻,很快控制了巴河右岸。
       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县城列宁公园召开了军事会议,徐向前总指挥提出了反田颂尧三路围攻应采取“收紧阵地、节节御敌”的战略方针。首先分兵固守隘道要口,节节抗击敌人,尔后集中兵力实施反击。
     同年3月18日,敌军虽然占领了巴中、南江两座县城,却付出了伤亡8000多人的惨重代价。红军主力根据作战方针,在北起贵民关,南沿官渡口、观光山、大明垭、杀牛坪至得胜山一线,步步设防,阻击敌人。又由得胜山向东北沿麻石场、龙凤场、竹峪关一线占领新的阵地,继续与敌周旋,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从3月下旬至4月25日,敌我双方呈对峙状态。
     4月26日,田颂尧部又向红军阵地发起强大攻势。红军继续依托险要阵地、工事,以猛烈的火力、灵活的战术,顽强地进行阻击,并再次收紧阵地,主动放弃通江县城,将红军主力集中于通江空山坝一带。
      5月17日,红四方面军在空山坝指挥所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改变作战方针,停止收紧阵地,转为对敌反攻。徐向前总指挥提出反攻的首要对象,是打击已冒进至空山坝的敌人左纵队13个团,并对部队行动作了具体部署。5月20日夜,红军各部队进行了声势凌厉的大反攻。仅10余日,就将田颂尧花了4个月占领的地区全部收复,毙伤敌人官兵1.4万余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成等官兵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8000余支(挺),迫击炮50门。田颂尧的部队损失近半,残部退守嘉陵江沿岸。从而,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之后,不到半年时间,川陕苏区的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北起陕西的镇巴、西乡,南至仪陇、江口,东达万源,西抵广元、苍溪附近。纵100余公里,横150公里,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00余万人。
     二是、三次外线进攻作战。
     1933年8月,川陕苏维埃政府在巴中城召开了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目前政治形势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任务》的决议。会议决定在进行苏区建设的同时,依托根据地,采取由北向南、各个击破、全面推进的作战方针,主动对敌发起外线进攻。
     (一)仪(陇)南(部)战役
     1933年6月,田颂尧“三路围攻”失败之后,大部分兵力撤退到嘉陵江以西,在嘉陵江东岸的广元、苍溪、阆中、仪陇、南部等地只有18个团的兵力驻守。红四方面军决定首先乘胜发起仪(陇)南(部)战役。8月12日,以红9军为主力,对敌发起攻击,历时半月,共歼灭田颂尧部3000余人,缴获枪支1000余支。夺取了洪山、三合、碑院等盛产食盐的地区,缴获食盐10余万斤,并恢复盐业生产,年产食盐70余万斤,保证了苏区军民的食盐供应。苏区扩大到仪陇全境及广元、昭北、苍溪、阆中、南部等县在嘉陵江东岸地区。
    (二)营(山)渠(县)战役
      盘据在营山、渠县等地军阀杨森的20军的部队,占据了巴中的玉山场、鼎山场等地,突出于仪陇和江口(平昌)之间, 犹如一把刀子顶在根据地的腹部,成为红军向南发展的严重障碍。红四方面军决定发起营(山)渠(县)战役,拔掉这把顶在根据地腹部的刀子,首先消灭玉山场、鼎山场之杨森部混成第2旅,尔后,向南发展。红9军、红30军主力,于1933年9月22日,对敌发起攻击,在红军的凌厉攻势下,敌军节节南逃。10月3日攻克营山县城,逼近渠县城郊,6日占领蓬安对岸的周口。共毙敌1000余人,俘敌团长以下2000余人,缴获枪支2500余支。川陕苏区向南扩展50余公里。
      (三)宣(汉)达(县)战役
      仪(陇)南(部)战役、营(山)渠(县)战役胜利后,红四方面军决心发起宣(汉)达(县)战役,打击盘据在宣汉、达县、万源、城口之敌刘存厚部,进一步扩大川陕苏区。刘存厚部盘踞达县20余年,有兵工厂、印刷厂及大批枪支、弹药和大量的银元、布匹,都是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急需物资。
     宣(汉)达(县)战役于1933年10月16日开始,19日解放宣汉,20日攻克达县城,21日占领万源,直抵城口近郊。历时11天,重创刘存厚的23军,歼敌6个团,毙敌10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8000余支,火炮36门,子弹500余万发,电台2部,银元100多万两,布匹20万匹,棉衣2万余套,以及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等全套设备。
     在宣(汉)达(县)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得到了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的有力配合,战后,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
      三次外线进攻战役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开展起来。红四方面军发展为5个军,8万余人。另有地方武装1.5万人,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武装数十万人。川陕苏区扩展到东至城口近郊,西到嘉陵江沿岸,南达营山、达县,北抵陕南镇巴、宁羌的广大地区。纵400余里,横500余里,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万人。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8座县城,先后建立了24个县(市)的革命政权,苏区拥有自己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造纸厂、印刷厂等军需及经济设施。同时,建党建政、土地革命、发展经济、拥军支前、文化宣传教育等工作热火朝天,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成为川陕根据地的鼎盛时期。
三是、粉碎刘湘的 “六路围攻”
1933年10月4日,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成都,将四川军阀部队编为六路,分布于川陕苏区的东、南、西周边地区,准备以绝对优势兵力对红军四军发动进攻。参加六路围攻总兵力共110个团,约20万人。另有空军2个中队,飞机10架。从西起广元,东至城口的1000余里弧形线上,形成了对川陕苏区的合围态势。  第一路为28军邓锡侯部,共18个团,由广元、昭化向木门、南江进攻;第二路为29军田颂尧部,共24个团,由阆中向巴中进攻;第三路为新编6师李家钰部和23师罗泽洲部,共15个团,由南充向仪陇、巴中进攻;第四路为20军杨森部,共12个团,由蓬安向鼎山、通江进攻;第五路为21军刘湘部,共24个团,由开江、开县向宣汉、达县进攻;第六路为23军刘存厚部,另有土匪王三春部共18个团,由开县、城口向万源进攻。刘湘企图采取分进合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围歼红四方面军于川陕边境地区。战役筹划分为三期实施:首先攻占宣汉、达县、江口、营山、旺苍、木门、恩阳、曾口等苏区外围地区;尔后攻占巴中、南江、通江等苏区中心地区;最后攻占苏区后方苦草坝。面对四川军阀联合进攻川陕苏区的严峻形势,红四方面军在通江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反围攻作战方针:采取坚守阵地,依托有利地形,节节阻击,不断杀伤、消耗敌人,削弱敌人进攻力量;抓住敌人的弱点,创造和捕捉有利战机,适时集中优势兵力,快速反击,各个歼敌;对退却之敌,实施大纵深迂回战术,分割包围,速战速决。
由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指挥红4军、红9军、红33军及红30军2个师共20余个团,布防于万源、宣汉、达县一带的东线,抗击刘湘精锐部队和刘存厚的第五、六路军。
       由副总指挥王树声、30军政委李先念统一指挥红31军、红30军的90师和红9军的27师等10个团,布防于北起广元、嘉陵江东岸至营山、渠县以北一带的西线,钳制敌第一、二、三、四路军。另以红30军2个团置于通江与旺苍的边境监视陕南敌军之行动。从1933年11月16日,敌人开始发动总攻,至1934年1月中旬的两个月内,红军东西两线的部队和地方武装,英勇阻击敌人进攻,共毙伤敌人1.3万余人,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期总攻计划。
    1933年12月至1934年春季,红军节节胜利,使敌人的第二期、第三期总攻计划相继破产。敌人再次付出了3.5万人的惨重代价。
    1934年5月15日,刘湘在成都召开作战会议,制定了第四期“剿匪”计划,共投入兵力140余个团,再次向川陕苏区发起进攻。红四方面军决定从西线敌人左侧依托巴山进行反击,首先打击敌第一路邓锡侯部,成功后转入反攻,由北向南横扫西线敌军,然后转进东线。东线的红军在万源至通江一线有力地阻击了敌人后,撤到根据地后方,纵横仅一、二百里范围。刘湘集结了总兵力的五分之四,约80余个团,10多万人压向东线,企图夺取万源,截断川陕通道,将红军消灭在通江以北地区。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决心实施“万源保卫战”,决定从东线开始反攻。西线将敌第一、二、三、四路军钳制于原地,利用万源附近有利地形,以少数部队坚守防御。主力在二线休整,以备反攻。同年 7月11日,“万源保卫战”开始。红军采取“夜袭击破,大纵深迂回包抄”之战术,对敌实施反击作战。8月10日,红31军93师274团奇袭青龙观得手后,红军主力向敌纵深发展进攻,形成了分割包围敌人的有利态势。在徐向前、李先念、陈世才的直接指挥下,部队直插木门以西的黄猫垭、旺苍坝,向敌人第二路兜击。陈世才带先头部队急速穿插,徐向前、李先念带后续部队快速跟进,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红军刚到黄猫垭占领阵地,敌人便溃退下去。徐向前命令部队旋即展开,包围敌人十多个团,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歼敌一万余人,缴获长短枪7000余支,迫击炮40余门。至8月下旬,敌人共发动五次大规模进攻,损兵折将,却未获进展。至9月22日,北起广元,南至阆中的嘉陵江东岸地区全部收复,敌第一、二、三路逃至嘉陵江东岸,第四路逃至营山、渠县地区。至此,刘湘静心策划的六路围攻彻底破产。 反六路围攻战争历时10个月,战绩卓著。总计毙伤敌副司令郝耀庭以下官兵6万余人,俘敌2万余人,缴获枪支3万余支,炮100余门,击落敌机1架。这一伟大胜利,沉重打击了四川军阀的残暴统治,大大鼓舞了川陕苏区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四是、嘉陵江战役
       1935年1月22日,中央电示红四方面军: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配合中央红军北上。为贯彻落实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四项重要决定:一、暂时停止同胡中南的角逐;二、由红31军和总部工兵营火速收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解决渡江的工具问题;三、适当收缩东线兵力,准备放弃城口、万源一带地区;四、以主力一部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北上,为在苍溪、阆中一线渡江创造战机,并接应已进入陕南商县一带的红25军。2月初,红四方面军开始发起陕南战役,仅10余日,就先后占领了宁羌、沔县和阳平关重镇,歼敌4个多团及一批地方民团,缴获机枪70余挺,步枪5000余支,俘敌团长以下官兵4000余人。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回师川北,准备渡江西进以策应中央红军入川。陕南战役后,由于红四方面军的后方机关已转移到南江地区,西渡嘉陵江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继续执行原定向川甘边发展的方针,决定在苍溪、阆中之间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3月28日夜,渡江战役开始。红军突击队登上木船,趁着月黑风高、涛声哗哗,敌人不易察觉的有利条件,奋力向西岸划去。敌军在哨棚内赌博正酣,直到突击队员全部登上西岸,居然毫不知觉。当突击队员向东岸发出胜利登陆的信号弹后,敌人沿江的防线才射出密集的炮火,企图封锁江面。红军的奇袭立即转为强渡,部队冒着炮火,经过几小时的奋力拼搏,终于在拂晓前全部到达嘉陵江西岸,并立即向敌纵深及两翼展开攻击,敌人犹如惊弓之鸟,狼狈逃窜。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24天,总计歼敌12个团,约1万余人,攻克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橦、平武、彰明、北川八座城市,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至梓橦,北抵川甘边界,纵横150公里左右的广大地区,给邓锡侯28军、田颂尧29军以沉重打击,使其不少师、旅失去了战斗力。红四方面军实施嘉陵江战役,形成了南克中坝、彰明、直逼成都,北占青川、平武,北进甘南之势。四川军阀刘湘急忙将主力13个旅北调至绵阳地区,以防止红军进攻成都。蒋介石火速调兵遣将到陕西、甘肃设防,防止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的积极行动,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战略部署,牵制了大量敌军于川东北地区,从而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西出云南,北渡金沙江的行动。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为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境地区的作战行动,决定发起嘉陵江战役。国民党川军邓锡侯第28军和田颂尧第29军共52个团的兵力,布防于广元至南部长约300公里的嘉陵江西岸,企图凭借嘉陵江及其西侧后剑门关险要地形,扼住红军西进发展的通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决定集中方面军主力,分成第1、第2两个梯队,选择守军防御薄弱部位,实施多路而有重点的突破,尔后向两翼及纵深发展,进占嘉陵江、涪江间广大地区,求得在运动中大量歼敌。
   

     为夺取渡江作战的胜利,红四方面军各部进行了充分准备,并于3月上、中旬攻克仪陇、苍溪,扫清了渡江障碍。28日晚,战役开始。红30军一部在苍溪城南塔子山附近秘密渡江,迫近对岸时被守军发现,突击部队在炮火支援下登岸,全歼守敌1个营,攻占滩头阵地。29日拂晓,红30军主力相继渡江投入战斗,攻占西岸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并击退援敌1个旅。与此同时,红31军在苍溪城北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对岸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守敌1个旅,直插剑门关。红9军一部在阆中城北涧溪口顺利渡江,于31日攻占阆中。第1梯队占领西岸要点后,迅速向守敌纵深及两翼发展进攻。第2梯队红4军从苍溪渡江投入战斗。红9军一部击溃守敌2个旅的阻击后向南疾进,并在红4军一部配合下,于4月2日攻占南部县城。红30军及红9军另一部于3月31日攻占剑阁后,红30军一部和红31军进攻战略要冲剑门关。4月2日抵达剑门关,经激战,全歼守敌3个团。接着星夜兼程,于3日攻占剑门关西北的昭化县城。国民党军遭此打击后,其第29军退守射洪、盐亭、三台,第28军主力退缩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以一部布防梓潼、江油、中坝等地。据此,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定集中主力歼灭梓潼、江油地区之敌,并伺机向川甘边发展攻势。10日,红四方面军主力攻占梓潼,包围江油县城,前锋直逼战略要地中坝。邓锡侯急忙亲率10个团增援江油。红四方面军主力于14至15日,在江油以南击溃援敌,并于18至19日连克中坝、彰明。同时,红30军一部溯白龙江而上,于10日攻占青川,而后北上摩天岭,歼胡宗南部1个营,14日攻占平武。红四军一部于21日攻占北川。至此,战役结束。
五是、战果辉煌,北上抗日。
嘉陵江战役历时24天,共歼国民党军12个团多约1万人,攻克县城8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100余公里的广大新区,为红四方面军向川甘边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从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红四方面军的长征,从1935年3月强渡嘉陵江西进开始,到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宁会师结束,历时1年零7个月,途经4省,行程1万余里。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奉命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7年8月,红四方面军残部和红29军等整编为八路军第129师,红四方面军结束了艰苦的历程,广大指战员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周围,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投入抗日战争。

六、综上历史质料,石学贵认为:
1、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时,由于张国焘错误路线指导下,虽然红四军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抵抗打了几个胜仗,还是丧失了鄂豫皖根据地,被迫转移到陕西,乘四川军阀混战之时,夺取了川北的通江县、南江县、巴中县。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国民党为了扼杀新建的苏维埃政权,先后调集重兵以 “三路围攻”、“六路围攻”苏区,企图消灭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苏区军民在徐向前总指挥、政治委员的正确领导指挥下,粉碎国民党“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壮大了红军,改善了装备,扩大根据地的地盘为24个县市。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安居落业。实践证明徐向前总指挥,政治委员陈昌浩等领导同志领导下的红军是一支坚强、勇敢、不畏惧强敌,能打胜仗的战斗集体。根据的人民群众识大体,顾大局,热爱红军,支援前线、拥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淳朴百姓。
         2、下级服从上级,党员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没有错。红四军的指战员在没有识别推 行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张国焘之前,严格执行命令何错之有?那时,在实践中认识和揭露开了机会主义代表人物张国焘后,上级领导就应当将推行错误路线的领导人,与下级执行者相区别。执行者就应当与推行错误路线的人划清是非界限,立即停止执行,或者抵制。所以正确的领导者应当将广大指战员与推行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区别开来,受蒙蔽的无罪。千万不能将受蒙蔽者与蒙蔽者等同起来。须知,这些人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人。不然,就会把好人推向坏人那一边去了。曾经受左的思想干扰,有人将西路红军和流散红军(人员)另眼看待,显然不符合以人为本的人性原则。后来,很快得到了纠正可喜。
3、据说张国焘在红四军和川陕苏区推行左倾路线迫害了许多人,长期背着黑锅,思想上受到很大摧残,有的活活被整死,有许多人被组织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可庆幸。导游小孙指着旷继勋烈士的墓碑说:旷继勋贵州思南县人,1898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科长、红十五军军长、红四军师长、军长,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1933年6月,因肃反扩大化被错杀于通江洪口场。1945年中共七大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看来,这么大的干部,被冤杀,真是后怕。好在中共七大发现平反昭雪,这是我党实事求是的伟大胜利。在历史上杀人随便,要数国民党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共产党一人”的嚎叫。想我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当政期间,杀了许多人。有许多错杀,有否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鄙人愚见,党和政府相关部门,均有道德义务受理此类问题,甄别良莠给个说法。现在,中共中央决定追认国民党部分军队为抗日部队、追认一些人为抗日烈士,或者给予抗日军人待遇。这个做法很赢得人心。石学贵以为,凡是反抗外国对中华民族侵略的,不分民族,不分党派、不分团体都是英雄,值得我们后人敬仰、怀念。
4、 文革在我国历史上是一场灾难。不少人被批判斗争,冤屈和伤害了不少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陆续纠正,稳定了社会。但是,所给我们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所以我国重视法制建国。现在我国已经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时代了,我们既有实体法,也有程序法,还有许多行政法规,可以说我国是法治国家了。问题是,我国立法机关赋予相关执法部门的法律权力,必须真正落实,任何党派,团体,不能享有,代替,必须切实由执法主体实施执行。必须同时严格实体法、程序法并重,反对歪打正作,要以程序法为主导。凡是不严格执法者,各级人大常委会应当认真质询,或者罢免执法者,以至追究法律责任。
        5、根据我党、我军的历史记载,川陕省革命根据地的首府是通江县,换言之,当时其行政等级是省级。新中国建立后,长期行政建制是县。由于县行政权力有限,经费有限,制约了通江快速发展,和红军遗留的历史文物保护受到了限制。虽然四川省委、省政府给予优厚照顾。但是,现在的县建制,不利与通江县的快速发展。为此,建议四川省领导机关向中央请示通江撤县建市以利于加快通江发展。
        七、建国后,党政军各级中坚力量均有红四军人员。
抗日战争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强忍国民党长期杀害共产党人,残杀人民的深仇大恨。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不当亡国奴。主张全国各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抗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抗击下,消灭了德意日法西斯。取得了第二次世界的胜利。正当全国人民庆祝胜利之时,国民党再次发动内战,企图抢占抗日胜利果实,以此再次屠杀中国人民,消灭共产党。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仅用了三年时间,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红四军部分人员成为了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根据我国1955年授军衔的历史记载:元帅10人。其中红四军徐向前;大将10人,其中红四军王树声;上将55人,其中红四军14人:王建安、陈锡联、周纯全、秦基伟、谢富治、王新亭、王宏坤、许世友、陈再道、洪学智、李德生、尤太忠、向守志、傅忠;中将175人,其中红四军35人;少将800人,其中红四军,260人。中 将、少将请詳看我拍的图像 。
                           石学贵  2013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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