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旅顺老虎尾潜艇学习队的学习和生活片段
张国贤
一九五一年三月份,我在青岛三海校学习，领导通知调我去北京海军报到，走得匆忙，为了保密其间未及时交代。一同前去的同志共有20余人，到北京后听从上级统一安排，住在前门大街粮食胡同一家海军包的“玉升店旅店”,吃饭安排在“万年居饭店”。
人员到齐后领导把我们编为四个队，后改为四个艇，我在第三艇任鱼雷军士长。而后，集体去北京海军总医院检查身体。同时，苏联专家认真地审察了每人档案，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回原单位。当时我们的艇长叫袁家成，25岁，不仅军事素质好，还会开汽车（在当时也是了不起的本事），而且吹拉弹唱多才多艺，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就因为是袁世凯的第六代子孙，而被淘汰，大家无不为他感到惋惜。
然后，领导才告诉大家：“我们去旅顺苏联海军学习潜水艇。”大家听后高兴得欢呼起来。海军副政委刘道生专门给大家作了动员：“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要提前过社会主义生活，到那里去好好学习技术，还要吃西餐......。离开北京前，为鼓励大家完成好学习任务，海军首长决定给每人发20万元（相当于六十年代20元）作为临时津贴。
四月下旬，我们由北京乘火车到大连,再由大连海校汽车送到旅顺苏军潜艇部队住地。下车后，由苏联水兵给大家一一理发，不管干部还是战士一律理光头。然后，集体去澡堂洗澡，每人发一些粘稠液，说是消毒用的。
洗完澡后统一发放苏联服装，换装后我们到码头集合，乘交通艇来到老虎尾。走进营房一看，干部与战士同睡钢丝床，只不过，干部垫的布套毛垫子,战士垫的是布套草垫子而已。床上有一条棉毯，两条床单铺盖各一条，我用手捏了一下枕头，里面全是絮草。天冷的时候寝室里有暖气，所以睡觉的时候不会感到太冷。
晚饭的时间，我们来到食堂，每人一片白面包，黑面包随便吃，还有一碗汤和一勺菜。食堂很大很宽阔，可以容纳四百余人同时就餐，这食堂还同时兼做电影放映厅。饭后大家散去休息了，留下六个人还在厨房帮厨，很晚才回来。第二天早饭，我们吃了白面包、一块奶油、一块方糖和一杯红茶水，中餐和晚饭依旧，只是多加了一杯煮熟的罐头水果水。这样的伙食持续了一年多，大家很不习惯，并反映到了海军机关，不久，海军副司令王宏坤来学习队视察，他在我们正在吃中饭的时候来到了食堂，和大家做短暂的交流后便随手拿起了黑面包，吃了一口后说：“是有点酸”。此后，经过海军首长和苏方交涉，把我们吃的黑面包完全换成了白面包。
接着，我们开始集体进行四大条令即：内务、列队、纪律、舰艇的学习。并按苏军要求进行队列训练，然后进行专业对口学习。因为，我曾在三海校学的45-36鱼雷,与潜艇53-38鱼雷结构颇为相似，领导指定我担任鱼雷教学班的小教员，同时学习鱼雷发射管。每天晚上，我则通过翻译向苏联军官学习，第二天再给大家讲课，遇到不懂的问题我总会虚心地向苏联军官请教，直到全部弄懂为止。当然我们除了学专业之外，还学共同科目，俄语等十多门课程。
通过三年的艰辛努力，我们鱼雷班20余名学员们顺利地通过国家考试，并取得优异的成绩。而我因为完成教学和学习任务表现突出，三次被学习队评为了“学习模范”，并获得了物质奖励。而针对学习队出现的某些问题，为了搞好和苏联官兵的关系，海军党委很快给予批示：和苏联官兵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只能服从，不能反抗。这成为了我们每个官兵的座右铭。
头两年我们学习的是“秀克”潜艇，因该艇老旧快退役了，不适合担任战备训练任务，要求改为学习“斯大林型”潜艇，经过和苏方交涉同意学习“斯大林型”潜艇。学习队近三百人，大家的学习热情非常高，白天上课，晚上加班加点进行自学。在寝室的地板上画潜艇的系统图，大家相互进行交流，每天要领导督促几次才上床休息。经过三年多的刻苦努力学习，我们潜艇学习队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终于胜利地完成了理论和实际操练任务。于一九五四年六月，我们将两条潜艇由旅顺顺利地开回青岛五号码头，结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没有潜艇的历史，为潜艇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每当我回忆起这一切，总是让我兴奋不已！
在学习队学习期间，为了保密，因为住址和通信地址不符还闹出过笑话。刚到旅顺半年内不准给任何人写信，半年后允许写信了也不能用部队番号，而是用了旅顺423号信箱，一个战士的家在沈阳附近，他母亲来看他，事先也没来信说明，结果到旅顺后找不到儿子，便去旅顺市政府寻求帮助，负责接待她的同志说没有这个地址和人，经过商议后便一起去找423号信箱，信箱找到了却没找到儿子，他母亲回家后来信把儿子骂了一顿，说是儿子骗她。可是因为有纪律规定，这个战士又不能说明情况，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他的母亲只能成了永远的“骗局”。
而今，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潜艇部队经过五十余年的壮大发展，目前不仅拥有常规潜艇，还拥有了高端核潜艇。这不仅能保卫国家海疆，还能悍卫世界的和平。现在回忆起那段潜艇学习队的日子，亲眼目睹了我国潜艇的飞速发展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和自豪！张国贤
一九五一年三月份,我在青岛三海校学习，领导通知调我去北京海军报到，走得匆忙，为了保密其间未及时交代。一同前去的同志共有20余人，到北京后听从上级统一安排，住在前门大街粮食胡同一家海军包的“玉升店旅店”,吃饭安排在“万年居饭店”。
人员到齐后领导把我们编为四个队，后改为四个艇，我在第三艇任鱼雷军士长。而后，集体去北京海军总医院检查身体。同时，苏联专家认真地审察了每人档案，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回原单位。当时我们的艇长叫袁家成，25岁，不仅军事素质好，还会开汽车（在当时也是了不起的本事），而且吹拉弹唱多才多艺，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就因为是袁世凯的第六代子孙，而被淘汰，大家无不为他感到惋惜。
然后，领导才告诉大家：“我们去旅顺苏联海军学习潜水艇。”大家听后高兴得欢呼起来。海军副政委刘道生专门给大家作了动员：“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要提前过社会主义生活，到那里去好好学习技术，还要吃西餐......。离开北京前，为鼓励大家完成好学习任务，海军首长决定给每人发20万元（相当于六十年代20元）作为临时津贴。
四月下旬，我们由北京乘火车到大连,再由大连海校汽车送到旅顺苏军潜艇部队住地。下车后，由苏联水兵给大家一一理发，不管干部还是战士一律理光头。然后，集体去澡堂洗澡，每人发一些粘稠液，说是消毒用的。
洗完澡后统一发放苏联服装，换装后我们到码头集合，乘交通艇来到老虎尾。走进营房一看，干部与战士同睡钢丝床，只不过，干部垫的布套毛垫子,战士垫的是布套草垫子而已。床上有一条棉毯，两条床单铺盖各一条，我用手捏了一下枕头，里面全是絮草。天冷的时候寝室里有暖气，所以睡觉的时候不会感到太冷。
晚饭的时间，我们来到食堂，每人一片白面包，黑面包随便吃，还有一碗汤和一勺菜。食堂很大很宽阔，可以容纳四百余人同时就餐，这食堂还同时兼做电影放映厅。饭后大家散去休息了，留下六个人还在厨房帮厨，很晚才回来。第二天早饭，我们吃了白面包、一块奶油、一块方糖和一杯红茶水，中餐和晚饭依旧，只是多加了一杯煮熟的罐头水果水。这样的伙食持续了一年多，大家很不习惯，并反映到了海军机关，不久，海军副司令王宏坤来学习队视察，他在我们正在吃中饭的时候来到了食堂，和大家做短暂的交流后便随手拿起了黑面包，吃了一口后说：“是有点酸”。此后，经过海军首长和苏方交涉，把我们吃的黑面包完全换成了白面包。
接着，我们开始集体进行四大条令即：内务、列队、纪律、舰艇的学习。并按苏军要求进行队列训练，然后进行专业对口学习。因为，我曾在三海校学的45-36鱼雷,与潜艇53-38鱼雷结构颇为相似，领导指定我担任鱼雷教学班的小教员，同时学习鱼雷发射管。每天晚上，我则通过翻译向苏联军官学习，第二天再给大家讲课，遇到不懂的问题我总会虚心地向苏联军官请教，直到全部弄懂为止。当然我们除了学专业之外，还学共同科目，俄语等十多门课程。
通过三年的艰辛努力，我们鱼雷班20余名学员们顺利地通过国家考试，并取得优异的成绩。而我因为完成教学和学习任务表现突出，三次被学习队评为了“学习模范”，并获得了物质奖励。而针对学习队出现的某些问题，为了搞好和苏联官兵的关系，海军党委很快给予批示：和苏联官兵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只能服从，不能反抗。这成为了我们每个官兵的座右铭。
头两年我们学习的是“秀克”潜艇，因该艇老旧快退役了，不适合担任战备训练任务，要求改为学习“斯大林型”潜艇，经过和苏方交涉同意学习“斯大林型”潜艇。学习队近三百人，大家的学习热情非常高，白天上课，晚上加班加点进行自学。在寝室的地板上画潜艇的系统图，大家相互进行交流，每天要领导督促几次才上床休息。经过三年多的刻苦努力学习，我们潜艇学习队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终于胜利地完成了理论和实际操练任务。于一九五四年六月，我们将两条潜艇由旅顺顺利地开回青岛五号码头，结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没有潜艇的历史，为潜艇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每当我回忆起这一切，总是让我兴奋不已！
在学习队学习期间，为了保密，因为住址和通信地址不符还闹出过笑话。刚到旅顺半年内不准给任何人写信，半年后允许写信了也不能用部队番号，而是用了旅顺423号信箱，一个战士的家在沈阳附近，他母亲来看他，事先也没来信说明，结果到旅顺后找不到儿子，便去旅顺市政府寻求帮助，负责接待她的同志说没有这个地址和人，经过商议后便一起去找423号信箱，信箱找到了却没找到儿子，他母亲回家后来信把儿子骂了一顿，说是儿子骗她。可是因为有纪律规定，这个战士又不能说明情况，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他的母亲只能成了永远的“骗局”。
而今，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潜艇部队经过五十余年的壮大发展，目前不仅拥有常规潜艇，还拥有了高端核潜艇。这不仅能保卫国家海疆，还能悍卫世界的和平。现在回忆起那段潜艇学习队的日子，亲眼目睹了我国潜艇的飞速发展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和自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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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10 16: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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